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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仅是对我学生讲的励志的话,他们基本都进商界,显然与科学家、哲学家这些职业无关;.
2,等学生四十岁时四千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几百万,即一个工作了十六七年的研究生学历的高管或经营者,达到这个身价一点也不高。
3,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学生贫困。假如学了那么多年,进入商界却不成功,既是老师的失败,也是学生的失败。
4,我的学生素质较高但仍需鞭策,这句话本是用调侃方式在鼓励他们奋斗而不是抱怨。
5,我的财富观是“富不傲穷,贫不妒富”,但这里谈到钱,本意却不是指钱,而是指奋斗精神。
6,祝天下爱钱人都发财,共同富裕。
意犹未尽的董教授没有忘记做这样的感叹:中国人有一个缺陷喜欢钱却不明说钱,更不允许一个教授谈钱。我是教房地产的,必须跟他们谈钱、谈投资,这是我的专业。我们是在讨论投资与经营,不是讨论道德修养。
如果董教授不是吹牛,他果真能够给自己的学生传授赚4000万元的真经,这样的教授不是很可少见吗?假若中国教授中的百分之一能够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中国就能跑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
中国的大学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黑钱,比如如何黑国库里的钱,如何黑学生家长的钱,哪里想过如何让自己的学生掌握挣钱本领?况且也没有本事给学生这个本领。
我想,董教授既然这样说,估计他是找到了发财门道,并且愿意跟学生分享。如果他自己也是依靠课时费挣几个零花钱,怎么好意思如此要求学生?诚然如此的话,这不仅是他的学生之幸,也是中国之幸。如果大学老师都能够依靠自己的知识在社会上---而不是从学生身上---找到发财门道,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可以开始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了。
我投一票给“4000万”,是希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不至于血本无归。在学校和学生都不再对教育和学问感兴趣的情况下,最受伤(最冤大头)的就是必须为之掏腰包的家长了。
但我并不愿意将这一票投给董教授。
且不说他那语无伦次的六点声明,仅仅就他那理不直气不壮的熊样,就让人无法接受。整了半天,他仅仅是在“调侃”。用调侃的方式去给自己的学生励志,这就是中国大学里所谓“最前卫”的教授---你就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谁又能怎么你?
另外,也真不知这哥们是如何计算出4000万这个数字的。恐怕得跟大致的贡献与职务相关联,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更清晰地表达自己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比如培养创业者或者企业高管。作为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如果这个职位是官方身份的话,这哥们是有条件给自己的教育确立目标的。真有那个本事,我相信北师大的门槛会被踏破的。
肯定是调侃,也只能是调侃---董教授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如果我的学生到40岁还挣不到4000万,我就没有资格让他们来看我”。
还是研究如何更巧妙地让学生“被就业”去吧,这比明码标价地宣示大学培养目标更省心。要不,中国所有大学为什么都煞费苦心地策划并满世界嚷嚷自己学生的“就业率”呢?
培养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看看,中国的大学多有出息,多与时俱进!!!
大学是有培养目标的,可惜,没有人去评估到底结果与目标存在多大的距离。都说国企牛,其实大学远比国企牛---起码还有市场修理着国企,你见谁去修理大学---这个“神圣”的“知识殿堂”了?
我这半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半路出家到大学教书了。原先在企业里干得对结果负责,现在,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在一个除了别让学生闹事,基本上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机构里。
从这个意义上,在大学里教师没有行政人员吃得开也“很有道理”,难道不是行政系统在保证大学“平安无事”吗?教师的作用无非是讲讲课---把学生固定在教室里,别让他们无事生非;编编书凑凑文章,实在出版或者发表不了学校可以给予资助,比如买个书号,买个版面---让学校在大学排名时不至于太过落后,让既拥有官衔又“做着学问”的校长大人们脸上无光。
抬轿子的岂能坐在轿子里面?尤其是在潜规则最多的大学里。
史贤龙: 中国多几个金先生这样清晰锐利的教授,是否能让中国大学教育变得不那么“衙门化”呢?
读书可以为了崇高理想、也可以为了赚钱,但是必须把读书本身当做一个专业或 ...
金涤源: 中国最难改革的并非政治制度,而是教育制度。不在大学任教很难感受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想想看,为什么那么多在大学任教的改革派从来就不碰大学改革这个话题?说 ...
史贤龙: 中国近代从魏源到《新青年》,最后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及其背后的教育体制,是造成近代挨打积弱之本。
今天的高等教育体制从恢复高考的兴奋,似乎正在进入另一个“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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