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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公司抢班夺权》第四章 大权独揽（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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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小心试探黄光裕底线，构建同盟“去黄”
黄光裕入狱引发国美危机后，陈晓的心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开始时，他还是维护老板利益的。但是随着黄光裕案情不明朗，国美外部环境变得凶险不堪，国美内部开始人心惶惶。又随着黄俊钦和杜鹃被捕入狱，国美彻底失去了精神支柱。陈晓凭借自己名义上的国美总裁位置，顺理成章成为国美众将拥护的新领袖。危机之下，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国美的利益，国美众将“抱团取暖”。
在社会舆论对黄光裕“原罪”的一片讨伐声下，国美开始小心翼翼地与黄光裕划清界限，国美“去黄化”已经成为留守高管团队的共识。但是这个时候，陈晓立足未稳，还不敢与黄光裕公然叫板，他写信给黄光裕征求意见，问询是否同意国美“去黄化”。黄光裕从当时的大势出发，面对汹汹舆情，加上自身的案情不明，只得同意陈晓等人提出的建议。
陈晓一方面加强内部的权力结盟，巩固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在外部积极寻求境外投资者，获得资金支持。同时，陈晓开始全面清理黄光裕对国美的影响，包括更换标识、改革与供应商的关系、改革与管理团队的关系、改革国美与银行的合作关系。直至2009年6月，与贝恩搭上线之后，陈晓对黄光裕的态度开始越来越强硬，此时“去黄化”成为国美的主要战略。
在2010年8月3日，黄光裕发表公开信针对陈晓后，他很委屈地说：“其实，早在2008年我就想离开国美，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当年发生的几件事让我感到国美可能要爆发大的危机。（2008年）四五月份的时候，香港证监会对黄总（黄光裕）、杜总（杜鹃）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对我当时的冲击也很大，可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人，当时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总感觉对公司来讲这是很大的危机。后来到了（2008年）9月份的时候，我知道黄总已经被司法部门限制出境了。当然这一年发生了另外很多事情，比方像金融风暴，那一年我准备离开国美，开始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陈晓当时真的离开国美，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走。实际上不能走有很多原因。首先我自己也是股东，从股东角度来讲，这个上市公司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对所有的股东来讲，投资就变成了零。另外我们这个公司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的嫁接才会有价值。对银行、供应商，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讲，假如公司出现这样的结果的话，损失显然会被进一步放大。同时我们无法去面对国美的几十万员工，包括曾经为这个企业付出过、努力过的团队。这个时点上，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余地的，只有一个办法，坚持！很幸运，我们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漫长，这一段经历对所有参与的人来讲都是刻骨铭心的，但我们不愿意回忆，因为太艰苦、太艰辛，有太多的困难和压力。”
陈晓、贝恩巧设局，屠刀伸向黄光裕
黄光裕被捕入狱后，陈晓独自掌舵国美。因为突然间银行信贷收紧、供应商缩短结算周期，加上2009年即将到期的金额高达56亿港元的可转换债券赎回压力，使国美面临巨大的资金窟窿，没有办法，陈晓只有寻求外资投资机构的帮助。
陈晓写信给黄光裕，阐述了自己对于国美未来发展的想法和现实的资金压力，黄光裕从狱中写了两页纸的信通过特殊管道带给陈晓，同意国美可以引进外资机构投资者，但是必须保持大股东的控股权。
黄光裕家族成员对我说，让黄光裕没有想到的是，陈晓和黄光裕的这次书信来往，竟成为陈晓坚定“去黄化”的开始，这点让人始料不及。黄光裕家族成员搞不明白，为什么陈晓要坚定地“去黄”？他们给予了陈晓最高规格的礼遇，为何依然导致他背叛？
陈晓开始寻找外资投资机构，包括华平、KKR、黑石、厚朴基金、贝恩等外资机构，还有中信资本等港资机构，但按照陈晓的说法，这些外资机构大都要求削弱黄光裕的控制权，只有贝恩当时给出了最为优厚的条件，同意不削弱黄光裕的控制权。
事实到底如何呢？
黄燕虹曾经对我说过，国美在做融资的时候，有很多投资者找上门，要求合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陈晓说的那样。她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当时香港法国巴黎银行投行部的一位女士，为了能够与国美做融资业务，就一直等在会议室门外，只要我们同意了，她可以立刻签合约。”“当时有众多的国外投资者对国美此次融资非常有兴趣，融资条件也比贝恩宽松很多，但陈晓以没有时间谈判为由，不接触、不谈判，才导致公司与贝恩签订了极其苛刻的融资协议。”
就这个问题，黄家和陈晓一直各执一词，两边说的话都有道理。那么谁在说谎？
贝恩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私人投资公司，管理若干种类的基金，包括私募基金、创业资本、对冲基金及债务资产基金，所管理资产约600亿美元。自1984年创立以来，贝恩投资已为全球从事不同行业超过300家公司做出私募基金及追加收购，并于全球拥有一支超过300人的专业队伍。贝恩是全球最活跃的零售及消费公司的私募基金公司，曾投资的主要公司包括Burger King、Toys “R” Us、Staples、Michaels Stores、Dominos Pizza、Dollarama、Dunkin’Brands及Edgars Consolidated Stores。贝恩总部设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并同时于我国香港、上海以及东京、纽约、伦敦、慕尼黑及孟买设有办事处。
华平基金公司的孙强曾经对我同事说过，当时他通过一些特殊管道进监狱见过黄光裕，表达了愿意注资国美，但是要求获得控制权，这一事实无法求证。
但无论是华平基金还是贝恩，在国美股价跌破1港元/股的时候，能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控制权，当然是一个超级划算的买卖。国美只是受到黄光裕案件的影响，短期内会有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国美仍然是国内家电零售业的龙头老大，基本面并没有完全的恶化，值得长期投资和持有。
竺稼是贝恩董事总经理，他与黄光裕并没有过深的交情，但是与陈晓倒是交情非浅。竺稼的战略很成功，他采用缓兵之计，先鼓动陈晓使国美脱离黄氏家族掌控，然后拉拢国美各级管理层，进而分化黄光裕与高管层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与陈晓设局对付黄光裕。
竺稼和陈晓是如何做局的呢？
第一步，信息封锁。贝恩与陈晓等人在确定最终版本的注资方案前，拒绝向黄光裕透露详情，等到方案确立后，陈晓将协议简单概要地写了两三张纸送进监狱给黄光裕看，但语焉不详。第二步，协议文本都是英文的，艰涩难懂。黄光裕大妹妹黄秀虹向魏秋立索取协议文本查看，魏秋立拒绝给她看，称“都是英文的，你看了也没有用”。第三步，贝恩在协议里附加上去的条款，将自己与董事会、管理层捆绑成一体，黄光裕反对任何一方，都需要董事面临其他各方的压力。第四步，方案表面上表明的是可转换债券，但是背后一步步的谋划在纸面上并没有体现。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黄光裕对于协议持否定态度，并不断强化自己对董事会的控制权。
贝恩和陈晓制订的方案中，除了发行可转换债券还包括向全体股东供股，贝恩向国美董事会提出：“在面向全体股东配股18%的部分中，黄氏家族必须放弃配股权，并转让给贝恩。”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对“去黄化”的最后紧逼。
黄光裕显然不甘束手就擒，开始调整安排在当年周年股东大会上的董事人选，加强对国美的控制。在其后召开的周年股东会议上，副总裁孙一丁被任命为国美执行董事，至此，董事会中有5名执行董事、3名非执行董事以及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中的王俊洲和魏秋立为黄光裕多年个人顾问，伍健华为当年黄光裕点名任命的董事，新上任的孙一丁更是由黄光裕一手提拔。5位执行董事中，代表黄氏家族利益的董事达到了4名，占压倒性优势。
此后，负责和贝恩谈判的人员由董事会主席陈晓变为执行董事王俊洲和魏秋立搭档，谈判内容也跟着转移为在“保证黄氏家族的控股地位”为前提下进行。
但让黄光裕没有想到的是，管理层中早就没有他的人了，团结起来的管理层已经没有耐心听他的命令了。之前黄光裕的案情不明，受他牵连的人不计其数，谁也不知道国家会如何处罚他，陈晓等人不敢贸然行动。而此时他们之所以敢不听黄光裕的话，是因为他们料定黄光裕已经翻不起什么浪头来了，所以开始选择与黄光裕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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