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企业主境界修炼目标：慈善家

慈，我国《辞海》的解释为：本指父母的爱，引申为凡怜爱之称。《新书·道术》：“亲爱利子谓之慈。”又：“恻隐怜人谓之慈。”《辞海》同时注明：慈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对父母的孝敬奉养。尽管国内辞书均无“慈善”二字，更无“慈善家”之概念，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慈善的国家，慈善思想和理念源远流长，可以见诸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均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列颠百科全书》设有“慈善基金会”词条，其解释是：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业的合法组织。虽然自古以来就有慈善捐赠，但现代的基金会主要是20世纪美国的产物。随着商业的兴盛、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基金会相继成立，其中以1900年后的卡耐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最为有名。在英文语汇中，Philanthropy是慈善的意思，Philanthropist就是慈善家。

在商业史上，每个时代都会诞生与该时代精神命脉紧密相连的创业家、企业家、事业家及慈善家，他们的不懈努力创造了时代，他们同时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和缩影。回顾管理思想史，泰勒、法约尔、韦伯当属20世纪初古典管理理论的大师，而卡耐基、洛克菲勒、摩根，以及后来的福特等，他们就是20世纪初叶及此后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驱和商业大师，更是世界和美国的第一代慈善家。当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当工业革命在美国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时候，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出现了，他们又成为信息经济时代商业革命的大师和慈善家，也是当代世界卓有建树的商业思想家。

在日本，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丰田喜一郎等，也成为日本工业经济时代的商业支柱，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日本制造及精益制造模式在整个世界赢得了巨大声誉。他们不仅成为日本众多企业家、事业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受人尊敬的慈善家和商业思想家。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慈善就是富人对穷人发慈悲，社会往往认为为富不仁，富人救济穷人是理所当然的。由于社会往往把道德评价放在首位，也就给富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其结果是，一方面富人不敢露富，另一方面富有了反而心里不踏实。于是很多人干脆抱着行善积德的想法，甚至把所谓的“花钱买平安”等同于慈善行为，这种被扭曲的慈善理念，实际上都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的仇富心理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的。

所谓“两恨文化” 长期存在，一曰恨富人，二曰恨能人，企业家恰恰是这两种人的综合体。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既缺乏科学、完善的社会慈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缺乏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慈善理念，也缺乏对健康永续的慈善文化土壤的培育。其结果是导致很多富人，甚至企业家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念和阳光心态，或者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对慈善充耳不闻；或者一切以利润获取为最高目标，以企业发展需要，以做强做大后更能行使慈善为理由，堂而皇之地拒绝慈善。显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很难产生真正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慈善家，更难以形成蔚然成风的慈善文化。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0年胡润百富榜榜单范围首次覆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上榜企业家1363位，上榜门槛与2009年持平，为10亿元，10亿富豪2010年多了363位。

榜单刚一发布，社会各界纷纷议论：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个10亿富豪没有浮出水面？国家工商联有关人士认为：2010胡润百富榜的1363名10亿富豪，顶多只是浮出水面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身家在10亿以上的富豪还有三分之二并不在公开之列。由此可见中国富裕人群之大，同时也证明了一个道理，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中国，愿意大胆地走到前台的富人毕竟还是少数。

《财经国家周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1]

同时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之一。一个上海、北京国际汽车展，其它国家富豪几乎不敢问津的超豪华车，动辄上千万一辆，可在中国一出场就名花有主，众多富二代成了这些超级豪车的绝对顽主。也许，从这个视角可以为我们揭开许多中国富豪无法变成慈善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时代》周刊曾刊登一篇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尽管报道难免以偏赅全，但其中颇有深意。报道认为，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们的行为应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并认为，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美国的慈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罪富文化”。基督教宣扬的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通过自我在世俗生活中的博爱、善行等获得拯救。早期基督教是谴责和否定世俗世界的财富的，对商业活动坚决否定，认为商人贱买贵卖，其罪恶甚至超过盗窃。因此，在基督教看来，富人死后要想升入天堂，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穷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样的观念与现实发生了激烈冲突。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告诫人们：“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2]

尽管如此，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慈善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1890年，卡耐基宣布自己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之后，便毅然从他那蓬勃发展的钢铁事业中引退，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金融大王摩根，开始实施他把财富捐献给社会的伟大善行。

卡内基认为，富人的责任是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应将多余收入视为由其管理的信托基金，让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精心筹谋运用。“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认为济世救人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够自助者，他不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而主张采取办企业的方式来支持公益事业。

后来卡内基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向贫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资助。他认为，富人应在生前处置好自己的财富，使之有利于公益，“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100多年来，《财富的福音》这篇美国现代慈善业的经典之作以及卡耐基喊出的慈善箴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卡内基不仅把自己的全部物质财富作为基金捐献给了社会，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则是美国慈善事业的另外一位奠基者，洛克菲勒从小笃信基督教，尽管他成了石油大亨，发了大财，却始终过着清教徒式的简朴生活。并在去世前将其绝大多数财富捐赠出来成立洛克菲勒基金。包括此后汽车大王福特也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社会，成立了福特基金会。

美国的慈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理念。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属于社会的。直到今天，美国深厚的慈善文化渊源仍然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2000年1月，世界第一富豪比尔·盖茨决定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管理层，专门从事慈善事业。后来，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积极响应，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资3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交由盖茨夫妇的基金会管理。这是美国当代慈善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美国。

2010年9月，备受各大媒体关注的“巴比慈善晚宴”在杨澜及“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协助下，终于于29日下午在北京昌平区拉斐特城堡庄园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此前中国富豪们的所有猜测、关心或者担心，包括广受猜疑的“劝捐”、“裸捐”、鸿门宴等传闻不攻自破。王石在微博中说，慈善酒会讨论的主题是：对待财富的态度、对待捐赠的态度、捐赠如何更有效、慈善对家庭的影响。张朝阳在微博中表示，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简称）没有劝捐，只是介绍经验，捐款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从巴比慈善晚宴的不断升温，进而上升为老百姓议论和关心的热点话题中可以看出，慈善特别是富豪们的慈善行为已经备受社会关注，其中反映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人们希望中国的富豪们应该坦然面对慈善，应该热心公益，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人们对那些担心被“劝捐”而回避晚宴的富豪们也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毕竟，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都还很年轻，对企业家们来说，如何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慈善义务，如何积累物质资本，既要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又要助力企业做强做大，这是一件需要慎重决策的大事。更何况，长期以来，我们的慈善理念和制度缺陷，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慈善土壤的健康发展，很多企业家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自己管理基金，或者干脆提着现金到需要救济的地方直接“撒钱”，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慈善制度的缺陷。

美国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兴盛和按人口比例志愿者最多的国家，据称，目前慈善机构手中掌握着占GDP近10%的财富。每年，每个美国人要将收入的1.8%进行捐赠，每个美国家庭贡献志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家庭总收入的2.36%。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在美国，个人捐赠高达70%以上，远超过所有企业的捐赠。而且穷人与富人一样慷慨，美国低收入人群用于捐款的财物，占其总收入的5%以上，高于富人的比例。对于慈善，美国人认为并不只是捐赠，而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主要得益于制度的推动，美国没有专门的和独立的关于慈善的法律，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谈到公平与效率时说：“即使竞争性经济是有效率的，它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也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意的。政府活动的一个主要结果和主要目标是改变收入分配。”[3]

关于中国的社会收入再分配，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敦促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并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厉以宁先生认为社会收入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慈善事业。所以，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其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自愿捐献的款物为其经济基础。换言之，慈善事业是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层面出发，通过实际的自愿捐赠等行为和举动，对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因此，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

中国传统的慈善往往只救人之身，不顾人之魂，这与美国等强调“授人以渔”，即要帮助穷人获得自助与自救的慈善理念具有很大差别。成功企业家、事业家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慈善家，这是由人的心理需求与精神境界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心理学研究表明，赚钱与幸福的规律是抛物线，开始是赚得越多越开心，但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通过赚钱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个时候，为别人花钱反倒可以让人得到幸福，这个时候，富人就变成了慈善家。

慈善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设。美籍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嘉廉先生，是全球第二大软件巨头美国冠群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还是美国麒麟电视和享誉全球的慈善组织微笑列车基金会的创始人。1999年微笑列车成立，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唇腭裂儿童的慈善组织。根据纽约《时代周刊》的报道，在成立之后的8年里，微笑列车已经在全世界最贫困的74个国家完成了28万次唇裂手术。王嘉廉先生的的博爱思想和所作所为，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华人慈善家。

我们相信，在中国大陆，慈善土壤尚需要经过长期化、制度化的培育。就当前来讲，只要国家有一个创新而健全的慈善制度，慈善事业就必将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随着社会更多新富阶层的出现以及慈善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也会诞生越来越多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