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德鲁克的重要作品——《公司的概念》。在这本书中，德鲁克用一个章节分析了企业利润的问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条件。在这里，我“断章”一下他老人家的原文——在第191页，原文是这样的：“实际上，美国的经济运行所依靠的利润额明显是太低的。我们必须提高利润率，这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经济扩展以满足维持就业稳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国家实力与生存的考虑。”虽然是“断章”，但不一定就是“取义”，我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借鉴德鲁克的智慧来观望中国目前的现实热闹，以及这些乱象背后的有关中国经济的两大古典命题。这两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命题分别是：
一、消费者对价格的过度敏感是否严重制约了为他们提供产品的企业的竞争力？
二、低工资雇用的人是否具备现代企业竞争所需要的竞争力？
先看第一个命题。当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极度敏感的时候，企业的表现趋势是什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是将就消费者，逐步通过缩减成本来降低价格，从而迎合追求低价的消费者，以维持一定的市场份额；二是不降价，反而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耐用度以及性能来提高产品的价格。中国企业的表现基本上是第一种情况（至少有85%的企业是这个基本趋势），可以考察的包括海尔、华为、联想，甚至诺基亚、摩托罗拉、麦当劳、宝洁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基本策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一种竞争力，抑制了企业长期竞争中所需要的一种持久的、绝对优势的实力？这导致了企业习惯于寻找相对优势，习惯于遇到竞争的时候首先在价格上进行逃避，从而无法最终形成企业长期发展所需要的绝对优势。与之对应的现象有“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消费者对奶粉价格的过度敏感导致奶粉企业只有降低成本这一条路了，而实际上，当企业已经完全没有合理的利润来维持基本的企业发展时，其基本生存反射就是减少奶粉中的蛋白质（蛋白质是奶粉的主要成本），而减少蛋白质并不能立刻从表面看出来，于是，导致那些追求低价的消费者的婴儿脑细胞发育中的异变，形成无核的细胞。可以看出，当企业集中自己的竞争在满足消费者对价格的追求时，必然降低或停止对产品性能、技术、材料、质量上的追求，因为消费者没有对这些方面进步所必然相应提高的价格有支付的意愿，长此以往，企业就失去了长期竞争的核心实力。
现实中的逻辑演变趋势是，当企业赢利不足时，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一线的员工，他们的工资收入首先被降低，于是导致他们面对市场时的态度以及情绪受到打击，从而客户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企业的服务质量下降。随后受到影响的就是企业的技术人员，他们的收入也开始受到挤压，因此也不可能努力创造新的产品性能，失去了足够的积极性。随后受到冲击的才是企业的行政部门，最后才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此时，企业的病症已经入了膏肓，回天乏力了。依据扁鹊的看法，医有上医、中医和下医，非常有说服力。所谓“上医医无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最高级的医生，可以通过对人的饮食起居提出建议，从而避免生病，中等水平的医生可以通过人的外貌的表现发现将要生病的信号，从而给予相应的干预，避免疾病的发作，而最无奈的医生是对已经发病的病人进行治疗，这已经是下策了。目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下降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许多企业管理、市场经营、竞争意识等已经不仅是疾病显现，而且是病入膏肓了。德鲁克是美国企业界的上医，他在市场还没有形成恶性价格竞争的时候就及时指出利润的作用，实在是美国企业的福气和幸运。中国企业界就没有这样足够的运气了，不是因为没有上医的高见和处方，实在是中国企业家们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领会能力，从而任由企业堕落，在满足消费者低价需求的时候丧失了企业的健康，丧失了造血的技能，丧失了百年企业所必须的根基。
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古典命题：低工资的人是否具备企业竞争需要的实力？企业招聘部门都知道，如果在招聘广告中就某个职位招聘时，如果明确表明月薪是800元，那么，前来应聘人员的实力、素质、知识等水平其实并不符合800元可以在市场上采购到的人力价值。通常应聘月薪800元职位的人，其目前的薪水肯定不会高于800元。这是基本事实，所以，来的可能是月薪600元的，也可能是400元的，甚至有可能是目前还不曾工作的。于是，他们的实力就成了问题。而他们为什么收入较少，是缺乏工作经验，还是缺乏构成能力的要件中的知识，或者仅仅是缺乏技能？这才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长久竞争问题。有一家保险机构在快速扩张的阶段，北京地区分公司的总经理召开新入职员工动员大会的时候，发现会场中有若干民工模样的人，于是问手下，这几个人是我们的保险经纪人吗？有人说，老总，他们是新招来的。将他们的简历拿来，果然，发现简历中写到——在北京的3个月工作经历是，某某建筑工地小工。老总非常愤怒，于是下了一条滑稽的军令：以后谁把民工招来发展为保险经纪人，谁就不要干了。
社会竞争是残酷的，当劳动力的知识文化水平确实较低的时候，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到需要相应的知识、文化水平的工作岗位，如果他们得到了，那么一定是企业为这个职位支付的薪水已经低到不会有相应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应聘了。简单地依靠有体力的人能否打胜仗呢？有可能，但那就需要中层管理的卓越水平、严格的管理体系、简单的工作指令、机械化的工作动作。这些特点在企业发展初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许多企业强调的军队风格，其实就是对简单劳动力的一种粗暴、机械化操作，这种管理没有技术含量，也不值得提倡。这种管理下的企业，必然结果就是加班加点，依靠勤劳的汗水，依靠大规模的人力，依靠人们的热情，依靠震天的口号，依靠决心书之类。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格局是高级的竞争形式，是复杂的，要求每一个企业单元都要有足够的智慧才可以胜任。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已经明确，低工资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都已经明确表现出，低工资的企业发展都是短暂的而不是持久的。比如，日本的经济发展直到大幅度提高了企业人员工资以后，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何时开始提高一线员工的工资呢？中国银行、移动、电信等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他们的员工的工资都得到了相当幅度的提高，但遗憾的是，这些工资的提高首先是从高层开始的，而不是从基层开始的。
从华为出来的港湾终于回归了，当他们决定用低价格与老东家竞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被收购的结局。而蒙牛的发展却让伊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以低价为主导的，他们的竞争实力体现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体现在满足愿意为产品支付高一点价格的消费者上，这其实才是蒙牛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中芯国际的芯片虽然可以卖给索尼公司，但是，如果是以低价卖给索尼公司的，那么其长期的发展也是暗淡的。既然是好东西，为什么要用低价卖给客户呢，难道日本公司也是你体现为社会服务精神的对象吗？而中芯国际的留美归来的博士因为芯片技术的领先、企业的发展而获得2005年度十大经济人物的称号，在发言中以其“技术领先”、“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自豪，却只字不提销售给索尼公司的芯片的价格。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卓越的人才被经营理念误导的结果。德鲁克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作品、他的智慧仍然在影响着企业。让我们不得不深思的是，日本是美国海外最早大量引进德鲁克企业管理思想的国家。他们深知，企业的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单一满足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和低价追求，另外一个就是还要满足社会中对性能、技术、质量追求的那些消费者。
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终于开始对电话叫车收费了。原来电话叫车是免费的，因此，叫车的人其实并不确信真的可以通过电话把出租车叫到自己楼下，只是在无奈的时候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打电话的，如果看到有别的空车来，肯定不会等下去，对预订来的车也没有责任心。而多次按照电话来接客户的司机落空以后，也就没有了责任心，于是，电话叫车这个服务就形同虚设。开始收费以后，一些住所偏僻的人开始满意预订服务了：只要呼叫中心确定了时间，司机准时抵达客户叫车地点的比率大幅度提高。他们不仅愿意为叫车服务一次多支付4元，甚至有的客户认为，还可以多收一点，这样更能提高叫车服务的成功率，这个服务就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使用的人也满意，而这仅仅就是通过收费得到的。就是这样，上海当地的媒体居然拿出多个版面来抨击收费的不合理，这无疑是一个缺乏智慧的负面喧嚣。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第190页详细指出：“利润，除了是预防未来风险的一笔保险金之外，还是新的资本设备的唯一来源，没有它，经济的扩展就无从谈起。只有通过把资源或它们的产品留到将来使用，才能创造出新的资本，它来自总产量与当前消耗的产量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便是利润。利润越高，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就越能经得住动荡与波折，从衰退中复苏的速度就越快。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稳定性都与利润直接成正比。”因此，文章开篇谈论的中国经济的两个命题，其实并不是新鲜的命题，是有源头的古典命题，是企业今天已经不再思考了的命题，是已经被遗忘的命题。无论这种遗忘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中国企业若无法面对和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任何热闹的表现都是暂时的，都是昙花一现式的高潮，而不是经久不变、根基牢靠的基业长青。
（文章编号：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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