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毕马威：“屠夫”也需要危机公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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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生杀大权的屠夫是否某些时候也需要向被宰杀的牛羊道歉？
当然，当他乱屠或屠错之时。因为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形象很重要，负面的消息很容易就传播满天下，所以当屠夫杀错对象时，他同样需要道歉认错，以维护自己的声誉。
2009年6月27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广州分所正式向宿迁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公开登报道歉声明。这是这家享誉世界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第一次向企业道歉，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够引人瞩目。
毕马威比喻成“屠夫”似乎有些不敬，但从职责履行的角度，毕马威的确有“屠夫”的职能——审查违规操作的公司账务，在授权范围下向政府、企业、组织甚至是个人的账务黑洞开刀。
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巨头如央视、百度、中国移动等企业一样，毕马威作为世界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一举一动、一行一言都可能对某个行业或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长期以来，毕马威被一直被视为会计行业的风向标，而基于客观、严谨、独立基础上的公信力则是毕马威的立信基础。但现在， “屠夫”的屠杀公信力似乎正在受到质疑。
在2007年11月，达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下称“BVI”）和萨摩亚起诉娃哈哈非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两地法院在被告不在场、未作抗辩的情况下签发了临时冻结和接管令，裁定由达能指定的毕马威为被告资产的接管人。毕马威未经中国法院许可，就超越其接管权限在中国境内从事接管活动，向全国多家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及其审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局、银行发送接管人函件，被宿迁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告上了法庭。江苏高院终审认定毕马威违反中国司法主权管辖原则，对娃哈哈构成侵权，责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30万元。
6月27日，毕马威公开向以上三家企业道歉——这是“屠夫”第一次向被宰杀的对象道歉，事件引起轰动。但与些同时，毕马威同时在同一报纸上声明，“对判决结果表示遗憾，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在中国市场上，这种案例非常罕见。一方面公开道歉，另一方面同时发表强硬声明，“屠夫”毕马威的强硬底气可见一斑。这令我们想起2006年富士康对第一财经日报强硬对阵的情形，行业巨头们在面对自身危机事件时，第一时间举起的就是他们最为娴熟的法律武器来还击。
作为“屠夫”，毕马威被起诉也是一种常事：2007年，正在等待清盘的香港知名企业泰兴光学突然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指控该行在任职泰兴光学审计师期间疏于职守，要求其赔偿4.72亿港元；2005年,美国司法部证实毕马威已对销售避税方案的违规行为供认不讳，愿支付4.56亿美元以免于起诉。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将包括毕马威前任副董事长杰弗里·斯泰因(JeffreyStein)在内的9位前高管告上法院；2003年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证券欺诈罪起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指称其允许施乐公司在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年伪造账目，虚报３０亿美元的业绩；
在屡屡被起诉的背后，我们要追问的是：“屠夫”的公信力基础是否在动摇？在接受别人授权“屠杀”的同时，毕马威是否有挟杂自己的私利目的进行“滥屠”之嫌？虽然身为“独立屠夫”，但毕马威它本质仍是个企业，2008年其全球年收入227亿美元，它每年向合伙人提供丰厚的分红回报。
对于无数政府组织、企业来说，“屠夫”毕马威既是可敬也是可畏的：企业敬其在审计方面的专业性，期望毕马威能够引导他们避开财务上的黑洞；畏的则是毕马威能够轻易地凭借着巨大的公信力与影响力给企业以“屠杀令”——以一份报告或一纸授权书就可以轻易决定企业生死、甚至是对企业进行强制性地接管。
毕马威之所以能够拥有给企业“屠杀令”的权力，是要取决于其作为行业制高者的权威——就如央视新闻批评对企业的影响、中国移动对SP的影响、百度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一样。行业制高者因为特殊的行业地位、强大的技术优势或者无予伦比的垄断权力，他们成为这个行业规则的制订者、潮流发展的左右者、“屠杀令”警示的发出者。他们成为决定行业价值链生死的审判官，他们是监管者、决定者、执行者，他们一向都是对的，即使错了，请参见第一条。
当“屠杀”者进入一个缺乏监管的非约束性空间之后，社会秩序似乎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百度开始暗箱操作、中移动狂发垃圾短信谋利、谷歌色情信息不断泛滥、毕马威们则大肆与企业合谋。国家的监管者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对行业制高者以更严厉的约束，任由其自主制定行业规则的话，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秩序的崩溃，权威信誉的动摇——当规则制订者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时，比赛的结果将是多么之荒谬。
当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权力的膨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进行不间断地调节，当舆论的怒火开始升高、监管者决定出手制裁时，谷歌道歉了、百度悔改了、央视认错了、中国移动内部整风了、毕马威公开致歉了——混乱的秩序与缺失的公正已逐步地回归本位。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为“屠夫”毕马威的认错感到欣慰，尽管这种认错可能是一种口是心非的伪行为。但同时又为其与政府法令强硬对抗捏一把汗。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语境中，以法律惟一的武器并非危机公关最好的方式，而相反运用不当恰恰成为企业自倒长城最危险的火源——之前巨能钙起源《河南商报》、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其结果已经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于毕马威而言，建立于独立、客观、公正之上的公信力与信誉是其获得社会认同、企业认可的惟一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严谨的专业技术协助组织与企业走出财务黑洞，这是毕马威获得尊敬的根源，而滥用法律武器去对抗民意则只会让毕马威走向深不可测的歧途。
当然，当他乱屠或屠错之时。因为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形象很重要，负面的消息很容易就传播满天下，所以当屠夫杀错对象时，他同样需要道歉认错，以维护自己的声誉。
2009年6月27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广州分所正式向宿迁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公开登报道歉声明。这是这家享誉世界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第一次向企业道歉，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够引人瞩目。
毕马威比喻成“屠夫”似乎有些不敬，但从职责履行的角度，毕马威的确有“屠夫”的职能——审查违规操作的公司账务，在授权范围下向政府、企业、组织甚至是个人的账务黑洞开刀。
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巨头如央视、百度、中国移动等企业一样，毕马威作为世界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一举一动、一行一言都可能对某个行业或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长期以来，毕马威被一直被视为会计行业的风向标，而基于客观、严谨、独立基础上的公信力则是毕马威的立信基础。但现在， “屠夫”的屠杀公信力似乎正在受到质疑。
在2007年11月，达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下称“BVI”）和萨摩亚起诉娃哈哈非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两地法院在被告不在场、未作抗辩的情况下签发了临时冻结和接管令，裁定由达能指定的毕马威为被告资产的接管人。毕马威未经中国法院许可，就超越其接管权限在中国境内从事接管活动，向全国多家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及其审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局、银行发送接管人函件，被宿迁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告上了法庭。江苏高院终审认定毕马威违反中国司法主权管辖原则，对娃哈哈构成侵权，责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30万元。
6月27日，毕马威公开向以上三家企业道歉——这是“屠夫”第一次向被宰杀的对象道歉，事件引起轰动。但与些同时，毕马威同时在同一报纸上声明，“对判决结果表示遗憾，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在中国市场上，这种案例非常罕见。一方面公开道歉，另一方面同时发表强硬声明，“屠夫”毕马威的强硬底气可见一斑。这令我们想起2006年富士康对第一财经日报强硬对阵的情形，行业巨头们在面对自身危机事件时，第一时间举起的就是他们最为娴熟的法律武器来还击。
作为“屠夫”，毕马威被起诉也是一种常事：2007年，正在等待清盘的香港知名企业泰兴光学突然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指控该行在任职泰兴光学审计师期间疏于职守，要求其赔偿4.72亿港元；2005年,美国司法部证实毕马威已对销售避税方案的违规行为供认不讳，愿支付4.56亿美元以免于起诉。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将包括毕马威前任副董事长杰弗里·斯泰因(JeffreyStein)在内的9位前高管告上法院；2003年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证券欺诈罪起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指称其允许施乐公司在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年伪造账目，虚报３０亿美元的业绩；
在屡屡被起诉的背后，我们要追问的是：“屠夫”的公信力基础是否在动摇？在接受别人授权“屠杀”的同时，毕马威是否有挟杂自己的私利目的进行“滥屠”之嫌？虽然身为“独立屠夫”，但毕马威它本质仍是个企业，2008年其全球年收入227亿美元，它每年向合伙人提供丰厚的分红回报。
对于无数政府组织、企业来说，“屠夫”毕马威既是可敬也是可畏的：企业敬其在审计方面的专业性，期望毕马威能够引导他们避开财务上的黑洞；畏的则是毕马威能够轻易地凭借着巨大的公信力与影响力给企业以“屠杀令”——以一份报告或一纸授权书就可以轻易决定企业生死、甚至是对企业进行强制性地接管。
毕马威之所以能够拥有给企业“屠杀令”的权力，是要取决于其作为行业制高者的权威——就如央视新闻批评对企业的影响、中国移动对SP的影响、百度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一样。行业制高者因为特殊的行业地位、强大的技术优势或者无予伦比的垄断权力，他们成为这个行业规则的制订者、潮流发展的左右者、“屠杀令”警示的发出者。他们成为决定行业价值链生死的审判官，他们是监管者、决定者、执行者，他们一向都是对的，即使错了，请参见第一条。
当“屠杀”者进入一个缺乏监管的非约束性空间之后，社会秩序似乎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百度开始暗箱操作、中移动狂发垃圾短信谋利、谷歌色情信息不断泛滥、毕马威们则大肆与企业合谋。国家的监管者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对行业制高者以更严厉的约束，任由其自主制定行业规则的话，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秩序的崩溃，权威信誉的动摇——当规则制订者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时，比赛的结果将是多么之荒谬。
当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权力的膨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进行不间断地调节，当舆论的怒火开始升高、监管者决定出手制裁时，谷歌道歉了、百度悔改了、央视认错了、中国移动内部整风了、毕马威公开致歉了——混乱的秩序与缺失的公正已逐步地回归本位。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为“屠夫”毕马威的认错感到欣慰，尽管这种认错可能是一种口是心非的伪行为。但同时又为其与政府法令强硬对抗捏一把汗。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语境中，以法律惟一的武器并非危机公关最好的方式，而相反运用不当恰恰成为企业自倒长城最危险的火源——之前巨能钙起源《河南商报》、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其结果已经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于毕马威而言，建立于独立、客观、公正之上的公信力与信誉是其获得社会认同、企业认可的惟一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严谨的专业技术协助组织与企业走出财务黑洞，这是毕马威获得尊敬的根源，而滥用法律武器去对抗民意则只会让毕马威走向深不可测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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