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搁置给下一代
中国目前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想要把中国目前最艰辛的问题，留给所谓的下一代去解决，认为下一代总有智慧去解决这种复杂问题，而这种思考背后，看似对时间有大格局思考，看似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对几十年或百年时间的一个长考，其实充满了巨大的迷思，对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作过程当中，必须前置若干年，植入预埋新因素，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些预埋新因素，推动某种因素的爆发、酝酿，改变整个格局。这种反应，这种长链反应，严重匮乏一种认知。认为未来到某个时间，出现一些聪明的后人，在当时做一些重大制度安排，或新的体制设计，就能够去除目前的种问题和悖论，这种认知背后，事实上是对系统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国家，作为演进中持续帮忙的复杂系统，认知上一个巨大误区，而这个误区，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不能够成为时间的好朋友，不能把握时间函数，不能在现有国际秩序当中进行预埋，不积极地植入若干未来可能发育成长、破土而出的若干种子机制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的发展空间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2、韬光养晦、和平崛起
中国是一个内敛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隐忍和韬光养晦的国家发展哲学。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然需要伴随着一个中国超级理论的崛起，必须形成一套足以解释中国发展50年的长期规划的，乃至百年发展空间再造的一个大的战略。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战略的形成，没有一个规划目前种种问题为一个更高层面和更高度的认识，战略规划将取得不了丰硕的成果。
同时，中国也面临如何再塑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不能再把东方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能简单地从国学意义和东方文化当中汲取力量，必须创新和设计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再也不能是沉淀出来的，必须是创新和设计出来的，只有这样一个文化，才能引领中国持续更好，更高效地发展。
再次来看，中国的社会职能、中国的国际地位必须要再设计，如果简简单单地是服从于美国安排的国际秩序当中的角色，这将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
中国发展当中也要去关系化，去人际化的国际关系庸俗路线，必须要建立以理论为引领、以实力为驱动、以多边关系为催化剂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管理，必须有力去破国际单极化的局，这个局是没法回避的。
3、体制的道义优势
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集体无意识，就是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已趋于完善，不需要再进行再一次创新，只要坚持不懈地把这个旗帜打下去就可以，因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先进性超越了资本主义，所以持续地持有现有的共产主义理论，最终将从道义上胜过西方资本主义，从而从道义上形成意识形态优势。
真相是共产主义理论自从马克思发明以来，列宁、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创新，毛泽东及其班子进行了第二次大幅度创新，小平同志为起点的领导层进行了第三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创新，到目前为止需要一个重大的创新，这是为什么呢？
自从文明冲突论的提法出现以来，我们以为到现在还是在搞文明冲突，其实拉登被搞定以后，文明冲突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事实上是进入到了体制冲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从文明冲突走向体制冲突。全球制度的冲突点全部集结到中国，我们老不明白为什么被西方包围，为什么全球都反我们，事实上是我们的体制理论创新能力不足的迷思拖了我们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后腿。
第四次共产主义理论的创新精华就在于，我们不再是考虑是不是一定把西方的体制给它推翻，而是用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去覆盖和刷新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极度物质化和极少精神化，是它的整个体制上最大最大的缺陷，它把人趋于动物化、欲望化、商业化，所以它物质极大化和精神极空白化，荒漠化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孪生子。虽然它有物质文明优势，但精神文明劣势极为突出。
西方一直从希腊文明开始鼓励人就是动物，鼓励人有各种欲望都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大肆发展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政治文化，法制文化，种种文化与人的欲望彻底缠绕在一起，相互纠缠，鼓励着欲望，消费，物质的追求，鼓励自私，体现生命中种种极致的感官和体验，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一个人对周围，对社会，对他人，对时代的价值就没有人鼓励了，虽然有时商业文化会推进物质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对物质，实物，体验，感受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一个人生命意义的探讨，高尚情怀的塑造，重大问题的关注，集体利益的追求，民族未来的关注与追求。在西方看来这些都是超人性的，人就得首先过好自己的生活，甚至英格玛?伯格曼赤裸裸的说出他人就是地狱。
所以西方走到最终，一定会败于种种欲望对社会文明底线的侵蚀，败于商业文化破坏了人类价值，败于只鼓励人性中灰色，黑暗的东西的资本主义特征，他必须用鼓励欲望，塑造生活方式来制造消费，但最终底线越来越低，因此导致社会文化败坏，进而导致社会崩溃。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离散型欲望型文化的持续自我强化导致它会破坏社会，而不会是金融，政治等通俗原因，虽然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过去老说普世价值观，老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了以后，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超越这些体现人的自尊，权力的东西的了，甚至小平同志在一次和西方媒体前谈到人权时无奈之下说我们既要讲人权又要讲团权，团体也有权利，不能讲极端的民主，还要讲一定程度上的集中。
但我们现在有机会通过新的共产主义理论来塑造新的普世价值观，不至于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面前那么尴尬。中外很多学者都在鼓励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出现，但都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提法，设想。至少没命中靶心。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其实是追求物质最大化和精神极大化的平衡。社会主义虽然发端于西方，发家于苏联，但真正的社会主义来到中国，它的最大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事实上中国文化里要求人是神，是圣，要求人很高尚，在西方的商业为核心文化环境面前我们感到自己的追求好像很虚伪。但追求人的高尚有什么问题，追求人的最大化价值有什么错。为什么一个人就得小资，为什么一个人就得喜爱消费，为什么欲望那么重要，为什么放纵成了平衡我们的唯一的途径。
除了人性原因以外，是不是我们也被商业文化异化了而不自知，是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体制特征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外部环境，未能形成一个大的信仰而导致我们在西方文化面前不匹配，但我们误以为我们就是错了。
有谁想过西方文化是错的么？
基于人的欲望，发展和鼓励人的欲望的文化也许是错的呢？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体制追求的价值观进行深入提炼，我们就会发现最大的剥削，最大的奴役，其实就是资本家，权贵阶级用他们的商业目的绑架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异化了我们，为了鼓励我们消费，鼓励我们更多的购买，鼓励我们追求物质，构建了整个世界的商业秩序和体系，与其说欧美塑造了世界秩序，倒不如说塑造了商业意识形态及物质文化体系。
既然西方最大的不平等，其实不是财富上的剥削，而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压制，异化，诱导化，鼓励化，导引到一个西方民众集体无意识的境界，而其必须鼓励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就在本质上是鼓励欲望，鼓励物质主义，去除社会关注，只鼓励自我关注的一种狭隘的，但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文化体系。
法国的一批新浪潮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持续好感不是没有道理的，包括香港影星狄娜，香港商人施永青对共产主义的崇拜其实恰恰是无意识的看破了这一点，但很可惜，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
既然这是西方文化体系最大最大的软肋，我们如何破处之呢？
共产主义有别于西方最大的特点其实是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应该是每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每一个人活出自己的传奇，每一个人的生命最丰富化，不光是生命际遇最丰富化，是生命价值最丰富化，这就彻底地把资本主义伪善的面具给他戳穿了。
在资本主义里只有少数的精英可以追逐生命最丰富化，生命价值最大化，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法追求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的。
那么能不能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就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来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来带动一片风气，就是让人成为人，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缔造新的普世价值观----追求每一个人的价值，让人成为人，塑造每个人的生命的传奇，挖掘每个人超我的能力，作为和价值。
如果新的体制理论一旦形成，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西方，我们不再是一个体制对另一个体制的革命。而是一种更高档的文明对就文明的覆盖，通过文明传播，当新文明逐步被西方都能接受时，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更近了一步。
这是一场信仰革命，是启发人性中最美好的能量的一场社会运动，更尊重人的生命里信仰力量追求，使得每个人追求超我，追求最大化实现自我贡献，鼓励生命里面的神性，而不是西方鼓励的兽性。
任何有自觉能量，有思维能量的社会，人群，都会或早或迟的加入到这场越来越轰轰烈烈的运动中。
一个幽灵，就在世界上空盘旋。
所以体制理论不革新，我们和西方的主义冲突就没法去除，我们发展上的一个掣肘就没法去掉，所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大的迷思，到目前尚未被我们看见。
4、不结盟
我们在外交上一直企望用友善、用关系、用中立来形成一个等距离关系圈，等边多边形关系圈。事实上客观意义上来讲，只有结盟才能够使得中国和整个全球形成一个关系梯次。从供应链管理里面我们看到，形成关系梯次以后才会出现，外圈的想杀到内圈来，内圈的想跟你成为更铁的，跟得不那么紧的可以踢到另外一个圈圈，以降级来对他进行惩罚，否则，事实上没有形成一个联盟机制，就没法对全球关系进行一个有效管理，这就需要对我们的不结盟主义思想进行一个有效的更新。
5、民族复兴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认为集成东方古老文明，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再加上吸收先进的西方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能产生新的文明高度，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这是一个重大集体无意识的陷阱。如果真的要缔造人类新文明的话，要对这个文明进行重新颠覆性地再设计，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沉淀出来的。原来的农耕文明的一个果实，必须基于今天的全球化、互联网化、复杂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重新进行文化再设计。在这个意义上，当初毛泽东身上很睿智地看到中国的古老文化会妨碍中国的发展，但是操之过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欲望以外，其政治欲望背后是对不同道路的追求，在不同道路追求背后，是对体制和文化的认知，这个集体无意识要把它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