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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营销专家魏涛竟言“造谣也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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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络交错，信息泛滥，造谣手法多、影响广、火力大、伤害深，更是盛况空前，令受害者心悸不止。尤其在社会性话题上，由于政府诚信缺失，民众的对立化情绪严重，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谣言一旦发生，传播速率颇为惊人。
谣言因何兴起？
单从政府的立场来说，无论民生、经济还是外事交往，但凡处理公共事务，很难说完全不损害某一方的利益：推广公交先行，必然伤及自驾车者的利益；实施限价诊疗，自然伤及医院的利益；治理市容市貌，必然伤及小摊贩的利益；打压房价，必然伤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矛盾的双方，不仅没有刑事案件那样明显的善恶伦理界定，而且极具普遍性，让管理者始终陷于两难之中。假设大家把所有的社会管理中"不合意"都化作仇视情绪，它很快就会被煽风点火，瞬间燎原。
既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人民之间有了利益分歧，究竟该怎样调解？魏涛曾见身边不少"明智的"上任领导暗示下级：保身胜于一切；也听闻身边有百姓口头相告:别信政府，找记者，发帖子！看来，官有保身之策，民有叫骂之门，无意中，双方都亵渎了神圣的法律。紧接着，这些源自基层执法不当或政府干部腐败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被百姓夸张化、扭曲化，杜撰发展成为新的"文学体"，而阅读“告状帖”、“申冤帖”、"发泄帖"，快速培养起大众另类的文学审美情趣，成为必要的精神食粮。
谣言，相继诞生了——经验告诉我们：当民众发现自己上了造谣者的当之后，怒气冲天所指向的，往往不是造谣者。
造谣这种事情，动机并不复杂，不管“一拍即成”还是“精心设计”，不外乎几种幕后力量的差使。参考目前开展的公益营销、商业伦理等研究项目的有关数据(注：公益营销和商业伦理是魏涛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现将造谣动机归纳为四个类别:
1.受人指使：出于疆土、贸易、外交立场等原因，如今海内外各种反华势力复燃，在中国政府物价、住房、就业、环境问题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之际，制造谣言就如同扔几颗核弹，必能立竿见影，获得奇效。于是，国内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陆续被反华势力收买，成为造谣的机器，在网上网下一展才华。
2.哗众取宠：网络是造就草根明星的大舞台。近些年，随着道德伦理观念发生逆转，因造假而走红者大量涌现。譬如，编造某恶性事件的“内幕”、爆料某落马官员的若干资产和情妇“黑幕”，多数是无中生有，迎合大众口味，乐此不疲。网友越好奇，造谣者越是兴奋，殊不知一言一行，为激化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3.经营所需：新闻媒体为了获取更大的发行量和收视率，经营性网站为了获得更多的浏览量，都会放弃本分，利用夸张、扭曲等形式策划新闻，迎合大众胃口，造成新闻的严重失实。倘若媒体新闻造假且被公众戳穿，政府立刻会被卷入其中，公信力骤减。
4.蓄意报复：这是最常见的造谣动机之一。造谣者处于泄愤或复仇的目的，可能将谣言指向特定的人或事，也可能毫无保留地任意编造，其终极目的就是：解恨。此举，多会伤及无辜。
最常见的八类造谣手法
1.“断章取义”法：常以某公开发表的文章或某采访材料为标本，故意断章，曲解原意，攻击指向明确。
2.“以偏概全”法：常以社会关注的事件为标本，不加考证，将事件中某一家之言（常常是消极论点，有些媒体也惯用此术）断定为事件实质，大肆传播，误导观众。
3.“移花接木”法：常以照片或视频为标本，利用软件处理加工，制造假象，杜撰内涵，蒙蔽大众。
4.“指鹿为马”法：常以百姓不知情（或难以了解，譬如科技、经济领域某些计算方法）的事物为标本，肆意造作，搬弄是非。
5.“夸大其词”法：常以已经发生的负面事件、消息为标本，添油加醋，刻意恶化，煽动仇视情绪。
6.“空穴来风”法：常以敏感话题为标本，纯粹虚构。
7.“等量齐观”法：常以中西文化体制话题为标本，将不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现象混为一谈，这类造谣者一般具备高级思辨和语言能力，以便于攻击某一方。
8.“被动误解”法：此类谣言的发起，并非蓄意，而是受限于个人理解水平且受他人煽动，主观上不能独立（情况也较普遍）。
造谣与辟谣：中国人民都需要
谣言的危害不言而喻，但今天魏涛却要从另一种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它的益处所在：造谣和辟谣的反复交战的过程中，让中国人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培养独立人格。同时，魏涛也斗胆这样做一下定义：可能每个中国公民都是社会性谣言的受益者，因为，它间接地整顿了社会秩序，也改善了社会公平。媒体不能监督的，造谣者能监督；体系不能推进的，谣言能推进；计划不能突破的，造谣能攻破。所以，科学地看待谣言，塞翁失马，焉之祸福？从长期的、辩证的角度来看，谣言的益处有三点：
1.警示反思：历代领导集体屡次重申“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但仍有地方官员不以为然，从不反思自身作为之优劣，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切肤之痛时，所谓的“反思”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此时，谣言如同一声惊雷，中伤了某些利益个人或群体之时，也惊醒了同僚们沉睡已久的缠绵的美梦。谣言爆发，必然对行政管理中某些旧观念、陋习俗产生震慑，进而有所收敛。
2.消解矛盾：过去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政府对于百姓提出的质问懒于做深入澄清。正常质疑方式和抱怨受理渠道遇阻，百姓们则更乐意求助媒体解决，甚至利用网络传谣进行泄愤。试想，如果连造谣的渠道都堵死了，连用口头上的泄愤都不允许了，那么后果会怎样？可想而之。谣言一旦影响大了，造谣者暗自高兴的同时也会暗自心虚。时间一长，加之政府主动回应，积怨便消退。
3.揭发腐败： 谣言往往是揭发腐败的导火索，重大贪腐案件常是被民间传言或网络谣言揪出来的（魏涛以为，这倒像是国家反腐工作的一条意外线索）。
辟谣法则与政府公共关系传播
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谣言，可以适当存在，但不宜超越某种尺度，否则将危害同胞，祸国殃民。根据多年公共关系传播经验，魏涛提出了地方政府预防谣言和解决衍生问题的两个基本法则，建议如下：
1.“治标”法则：（1）不辟谣：有人说：“谣言一定要第一时间澄清”，我并不十分赞同。谣言初现，一般是社会关注关切、情绪最激动的阶段，无论是作如何澄清，很有可能将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对于一些不直接指向国家利益、暂时无损于社会正常秩序的谣言的散布，做好监控，可以不作澄清。然而，不辟谣并非无动于衷，要伺机处理。“不辟谣”的处理态度，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有效进行内部反省和整顿；第二，不树立对立情绪和进一步激化矛盾。
（2）公共关系活动与传播：公关事件的操作，是直接让公众了解真相和进行事件澄清的最佳平台。但要本着客观、真诚的态度去执行，否则会弄巧成拙，将事态恶化。我经常用这句话告诫自己：“在枪响之前学会彼此敬畏”，也同样适用于执政理念。
那么，哪些公关活动形式更加稳妥？魏涛依照经验提供两种工作思路：
第一，配合例行的主题活动开展辟谣工作
配合本城市或本行业“年度主题活动”进行，例如在“创城”期间增设民众话题互动的公共关系活动，将有利于对环境、动物保护、城市生活压力、住房问题等方面的质疑、谣言做好客观的阐释；再例如，在“科技宣传年”期间，分设“科技辟谣”公关活动，让公众参与进来，对已发生和易发生谣言的（地震、食品安全、健康知识等）领域展开互动式科普。
第二，单独策划知识普及与辟谣公关传播活动
公众对谣言的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对科学规律和自然知识掌握的匮乏，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辟谣工作的不重视、不系统。针对特殊的谣言易发领域，可以专门策划公关传播活动。例如，经济领域易发生的造谣事件，主要有金融、物价、暗箱交易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影响着民生每个角落，可以接触网络传播工具专项组织“经济知识”全民竞赛、“真假1000问”等活动，在互动中辟谣，增强百姓对真伪的辨析能力。再例如，我们常见有工商、质检部门联合打假使用“集中销毁”形式，对于谣言假话，也可以如法炮制。
2.“治本”法则：治造谣病痛之本，如同治理一个浩繁的社会，谈何容易。任何时期、任何制度下，都无法杜绝谣言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舆论环境的主动“优化”和“改善”。那么，从何做起呢？但因篇幅受限，此处不再赘述，全部内容可参考魏涛免费提供的《面对公众的镜头:中基层干部的四项修炼》课件（编辑“您的邮箱”发短信致13810910045索取该课件）。课件对中基层干部的公众形象与行为进行了要点性规范，对“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策划与执行”、“媒体交往技术”等进行了系统和深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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