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先生《整体管理》一书摘录 

读完下文，大家可以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是什么？中国文化营销的精神内涵和意义在哪里？回到传统文化的智慧那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管理本质、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何帮助启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典籍为何可以为现代企业管理所借鉴？

   此文摘自韩德强先生《整体管理》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他作为一独立学人，无论在思想还是学术层面，其原创性方面已远远的走在那些以西方理论和行为价值观为依归的新派精英之前。
     拍脑袋和善意专制

也就是说，西方企业的战略决策同样是靠拍脑袋，拍优秀企业家的脑袋，属善意专制型的决策。当然，越优秀的脑袋越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情报收集，离不开集思广益，离不开头脑风暴。但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个李嘉诚或沃顿式的头脑来综合，才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问题的原因，形成大体正确的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坚强决心。换一个脑袋，如黄嘉诚、张嘉诚的脑袋，情况越多，问题越复杂，反而越瞻前顾后，左摇右摆，无所适从。

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有代价，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使无数的参与者做了无用功。社会生活正是由这无数个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形成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个人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那个人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政治家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股票庄家的决策下。不是生活在父母的决策下，就是生活在医生的决策下。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怀疑论眼光，所有这些决策都可能是错误的。最好，我们能够将生活的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自己当医生，自己当庄家，自己当企业家，自己当政治家，自己当自己的父母。但是，切记，在掌握这一切决策权时，不能影响他人，否则，他人又将生活在你的决策下，你又成了他人的专制者。

由此可见，决策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改变社会，改变历史。无论是否正确，决策都将在客观上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世界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期望各层次的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善意，最大限度地智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善意专制。当这样的人能广泛出现在企业的各层次，国家的各层次，学术研究的各领域各层次时，社会才能真正生机勃勃，团结和谐。

谈到善意专制时，人们可能会怀疑，民主怎样发挥作用？其实，只有善意专制，才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作用。善意，而不是恶意，追求的是企业或组织的整体、长远利益，就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思广益；一定需要，也一定能够集众人的智慧和专长。否则，就是善意不充分。所以，善意专制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的多谋功能，又能去民主的寡断之弊。如果缺乏善意专制的整合，民主不是成为少数人的暴政，就是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信任与默契：君仁臣敬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学会与部下、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形成默契。怎样建立信任、怎样形成默契，这些问题我们留到第三部分《领导艺术与修养》中去讲。这里着重要阐述的是信任和默契的重要性。

请注意，我这里作了一个切换，君指上级，臣指下级；更普遍地说，君是指相互关系中的主导方，臣指相互关系中的制约方。例如，父子关系中的壮父为君，幼子为臣，随着时间的推移，壮子为君，而老父为臣；师生关系中的师为君，生为臣。中药配伍时讲究“君臣佐使”，即有的药解决主要问题（君），有的药协助解决主要问题（臣），有的药解决次要问题（佐），有的药是使其他药的药效得以发挥（使）。

一旦完成这个切换，那么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典籍就完全可以为现代企业管理所借鉴。没有这个切换，那么中国古代典籍就是一堆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废纸。

因此，中国的领导理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君仁臣敬”。应该说，这个领导理论不但适用于中国，其实也适用于任何人类组织、人类生活。

但是，这个领导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领导打破这个默契，部下就白白奉献了；一旦部下打破这个默契，光享受好处，不出活出力，甚至利用领导的信任膨胀自身权力，领导也会很被动。信任和默契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部下以性恶论的眼光看待领导，那么他完全可以认为，领导的宽厚仁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所以，拜年的好处笑纳了，要我主动积极地干活？没门！如果领导是性恶论的，他也会怀疑，部下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值得关心。我把他培养起来了，他翅膀硬了，就放单飞了。我信任他，他还在背后笑我傻。因此，培养信任的过程，可能也是一个造成相互怀疑的过程。

有人会感叹：累啊！不如干脆事事依靠制度！完全没有交易成本的人际关系是不存在的，或许只有神与神之间才有可能不需要交易成本。既然我们是凡人，凡人与凡人之间的交易还是留点交易成本好，还是用制度可靠。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什么叫用制度解决？例如，采购部负责购买十台计算机。用制度解决意味着要将采购程序进行细致分解，每一步派不同的人执行。先派甲摸底调查，搞清楚市场上有多少种计算机品牌，至少要列出30种以上的计算机的性能、规格、型号、价格。回来以后，确定10种计算机作为主要谈判对象，派乙去谈判，进一步摸清底价，同时考察交货期、付款方式、售后服务、信誉等因素。回来以后，确定其中三家作为谈判对象，派丙去进行第二轮谈判；丙谈判回来后将三家的情况一一报告，确定其中一家为采购对象。派丁去提货，派戊去付款。我对甲、乙、丙、丁、戊统统都不相信，但是仍然有可能采购回来优质低价的货物，并将发生腐败的概率降低到最小限度。

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完成同一件事情需要五个人前去，中间需要我四次审查、批复。且不说现在要支付五个人的工资，就连这一来一去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都会让企业难以承受。

更加重要的是，在如此严密的企业制度约束下，甲、乙、丙、丁、戊，每个人都觉得受到强烈的怀疑。在这种怀疑的目光注视下，任何积极的行为都将消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将成为员工行为的主要模式。信任促进信任，怀疑制造怀疑。结果，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和相应的制度成本越来越高，稍微有点自尊心的员工都将离开这种“怀疑一切”的企业。

这就更麻烦了！信任不可靠，不信任的交易成本又太高，怎么办？

事实上，真正能够坚持“怀疑一切”、坚持严格“性恶论”的人是少数。当领导人主动关心部下时，固然有一部分人会把这当作“黄鼠狼给鸡拜年”，当作“糖衣炮弹”，能够“扒下糖衣、扔掉炮弹”，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感动、感激而努力工作。如果说领导人第一次主动关心部下，会引起部分人的反感，那么当领导人连续多次、甚至总是主动关心部下时，那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被感动，直到那些“把算盘打得很精的人”被孤立起来为止。这时，一种“君仁臣敬”的人际关系就出现了，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就出现了。

换句话说，如果想要当一个优秀的领导，需要冒风险，需要经受考验，需要对人心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更进一步，能够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善意，相信自己的承诺，相信企业的成长，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员工一同成长。
     和谐者如何与自由者相处？
    显然，自由者是社会主流，是多数，甚至是发展趋势。自由者制订游戏规则，选择话题，左右舆论和风气。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和谐者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经营企业，即如何“立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应该承认，在自由者人格后面，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唯物主义、机械论、自由主义、性恶论、个人主义、科学精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一整套思想体系支撑。

这一思想体系解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倡导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颠覆了打着神权旗号的魔权统治，确立了个人的政治主体身份，使每个人享受言论、结社等政治权利，建立了程序正义的政治和法律游戏规则。因此，这套思想体系是群众性的、解放性的、革命性。只要我们享受着“无罪推定”的保护，享受着言论自由和其他的政治权利，就应该感谢这一思想体系。

同时，这一思想体系还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和服务的无限丰富。只要我们使用着汽车、手机、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享受着一切物质上的便利条件，就应该感谢这一思想体系。

理所当然地，我们应该尊重这一思想体系所必然形成的自由者人格。

但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创造性是和破坏性相联系的。它同时打破了个人内心的平静和幸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家庭的和谐，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意，促进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成了培育恐怖主义、阶级斗争和国际战争的温床。当然，还使企业内部的劳资冲突、股东冲突、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冲突、上级和下级的冲突日趋激化。

……

当然，大多数自由者都不掌握权力和财富，他们无拘无束、充满活力，却也无知无畏、偏执狭隘，这并不会造成多大社会问题。问题在于，少数掌握权力、财富和知识的自由者，制定着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巧取豪夺，挥霍财富，践踏正义，草菅人命，享乐至上，物质至上，这才是问题。这些人不但听不懂和谐者的告诫，反而嘲笑和谐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于这些人，中国古代也有一句话，叫“恶人自有恶人磨”：总有一天，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会找上门去，应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天理。

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由者制定的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例如，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多党竞争，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例如，三权分立的企业治理结构；例如，无罪推定的司法推理原则；例如，股票上市交易的规则等等。

回答是一句话：遵守就行了。游戏规则是性恶论者制定的，是怀疑论者制定的。但真正的和谐者不怕别人怀疑，经得起别人怀疑。因此，和谐者不是要废除这些游戏规则，恰恰可以成全这些游戏规则。有了和谐者，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可以通向实质正义。没有和谐者，这些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往往会践踏实质正义：辛普森案就是最好的实例。这不就是程序正义的设计者希望达到的目标吗？更进一步，有了这些游戏规则，那些自称的和谐者，即伪善者有可能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这不就是和谐者希望看到的吗？

只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同时，和谐者必须时刻注意，单靠自由是可能通向社会分裂和动荡的。和谐者必须以身作则，影响企业和社会，使企业成为和谐企业，使社会成为和谐社会。

成熟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在骨子里认为，企业可以在管理层内部要求忠诚，但不能像沃森那样大张旗鼓地要求普通员工也讲忠诚。管理阶层属于统治阶层，是自己人，可以要求忠诚。工人是被统治阶层，只能通过制度和契约去约束。

相比之下，哈耶克就不够成熟，他走上了极端，按他的《通向奴役之路》的观点，在统治阶层内部也不能讲忠诚。如此，则任何企业都只能活动在企业主的眼皮底下，不可能成长壮大。这种无数小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哈耶克的理想市场经济。可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严格地说，他的理论主要用于批评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而不是用来批评提倡企业文化的大企业，因而是右翼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