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像一部灾难片一样如期降临，“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期呼吁火车票涨价，同时给穷人发货币补贴，从而最大程度的分配资源。“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火车票涨价”迅速占领了各大媒体重要版面。就现实情况来看，拍砖的远远超过了点赞的。

茅于轼的观点一出来，网络上也热闹的炸开了锅，大家的观点也鲜明的划分成了三派：支持派认为，现在铁路定价没有灵活性、没有折扣票，应该设法提供折扣，并且精确到每个车次、每个日期，使所有资源能够充分地利用起来；反对派认为，提高火车票之后并不能增加客运量，反而给乘客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至于发放补贴，不仅成本太高，还容易滋生腐败等一系列不公平状况；支持和反对派之间的中立派认为，经济学理论虽然很清楚，但是现实情况却不是理论可以全部解决的，茅于轼的观点固然不错，但是理论与实践毕竟还有很大差距。

客观的说，虽然经济学是一门近20年来非常热门的学科，但是有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还是少数，用理论与公众对话，加上一些媒体为了夺人眼球的断章取义，砖头一片是常有的事情。我虽然大学学了四年的经济学，但是我今天打算用现实中的三个活生生例子而非经济学理论，来支持茅于轼的观点，用身边的例子告诉大家，火车票涨价如何在不增加客运量的情况下，调节需求。

我认识一个在广州工作的IT女孩秋香，她的家是江西的，做大巴车只需要8个小时左右，做火车需要14个小时，但是每次回家，她还是会选择火车，因为火车票便宜，如果火车票涨价之后，相当一部分短途客流就会分流到公路运输。这是途径一，即短途客流尽量分流到公路运输。但是这种方法对于长途客流，影响不大。

我有一个在外企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只要飞机票与火车票的价格差不超过500，他就选择飞机，而目前无差别的低火车票价格，实际上是拉大了与飞机票之间的差距，如果火车票涨价，虽然农民工等群体并不会选择飞机，但是总有一部分“可飞可火”的群体会实现分流，提高火车票而给低收入群体补贴，其实是避免了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这是途径二，即把有能力乘坐飞机的群体通过火车票涨价“逼到”飞机上，实现分流。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过年回家与父母团聚，是“刚性需求”，但是也有不那么刚性的。我在广州认识一个30多岁的餐厅服务员，她本是河南信阳人，父母已经去世，但还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在信阳。在她看来，过年回家与否都无所谓，但是火车票价格常年一样，她还是会选择过年回去。我曾经问过他，如果平时400，过年800，你还会过年回去吗？“那我就平时回去了”，她告诉我。很多人在过年回家这个问题上价格不敏感，但是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总有人因为你给他价格上的补贴，会选择避开高峰期回家。这是途径三，即对于非刚性需求价格敏感群体，通过价格补贴鼓励他们避开高峰期回家。

通过三个例子，财经作家高承远相信自己已经解释清楚了火车票涨价如何减少火车需求，我再总结一下就是：原来400的火车票可以在春运期间涨价到800，而将平时的价格降低为200。有一部分小白领一算，咦，跟飞机票相差不大，他们坐飞机去了。一部分短途客流一比较，还是大巴车划算，去坐大巴车了。一部分对于过年回家不怎么在乎的人一算，平时回去比过年能省下600块，我还是不凑热闹回家了。当然，如何给那一部分收入不高，但是过年有刚性回家需求的穷人补贴，减少他们因为这项政策的损失，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衍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