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福/文

        最近出现了一些备受道德谴责的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药家鑫“激情杀人”及其师妹力挺事件、家乐福价格欺诈事件、IBM行贿事件、百度文库侵权事件……

        我们不得不感叹，其实中国早已没有新闻，悲剧天天重演：双汇的“猪”在步“三鹿”的后尘；药家鑫及其师妹比李启铭更罄竹难书；家乐福在向中国百货学习“本土化”；IBM在向西门子学中国“潜规则”；百度文库只是将深圳华强北模式搬到网上罢了。

        民众还是媒体都非常喜欢用“道德”这两个字来抨击以上事件。双汇、蒙牛和三鹿都被民众痛骂为“无良企业”；百度被扣上“窃贼公司”帽子；家乐福被扣上“骗子公司”公司；药家鑫及其师妹则是丧尽天良、丧失人性。甚至温总理也告诫房地产商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不过“丧失人性”，这个词用的好！与道德相比，人性似乎更加接近罪恶的本源。用道德的标准去谴责这些人和事，总是感觉那么地苍白无力。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叫他如何遵守道德。道德谴责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道德对这些事件的再次发生没有任何约束力。

         食品安全、行贿受贿、剽窃欺诈、草菅人命、荒淫骄横等事件一再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管理问题，肯定是管理问题，包括政府监管、企业管理等。但是管理的问题又在哪里？

        一般认为，管理是科学与艺术共同作用的行为。与一般社会科学一样，不管是科学管理还是艺术管理，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作为前提，即针对什么样的人进行管理。简单地说，针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

        管理学的假设

        西方管理学有四种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将人假设为理性的自利。派生出的一般管理理念是员工服从组织并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泰罗的科学管理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管理理论，并在工业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后来，霍桑实验证明，人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受情感社交因素影响；除了组织，群体对人同样产生影响。这一假设的变化也就推动管理学从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变。再后来，沙因综合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麦格雷戈的社会人假设，提出和论证了自我实现人假设。自我实现假设人假设为，不但追逐经济利益、情感，还关注个人成长、自主工作等自我实现价值。这一假设将管理学的要求推到更高点。后来，沙因认为，以上三种假设都存在缺陷。他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和特殊化的，所以提出了复杂人性假设。

        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到复杂人假设，实际上反应了人类素质从低端到高端的进程，也反应了西方管理学的进程。

        当西方管理学引入中国后，我们发现这四种假设都共同存在也都备受挑战和质疑。中国式管理必须破解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式管理的假设什么，即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曾仕强等众多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得出中国人是“善变”、“中庸”、“持经达变”、“形式理性”等多种答案。这么多种答案可能都真实，也可能都不真实。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差异化，即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结构、不同身份、不同教育程度的中国人差异太大。在农业、工业、信息化三大产业交织的中国，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三大经济思想碰撞的中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和数字鸿沟巨大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心理、行为差异巨大。

         那么中国式管理不就流产了吗？也不是，在没有统一管理假设的前提下，中国式管理只能依据各自的管理假设，萌生出不同的管理思想、理念和方法。这也是中国式管理近年来百花齐放的根本原因。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哪个企业采用哪种中国式管理取得不错的成效。相反，我们看到了众多中国式管理在商业行贿、食品安全等赤裸裸的事件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以遵纪守法、科学管理著称的外资企业也在中国“入乡随俗”频频爆出行贿丑闻和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因为不够成熟无法给予中国企业本土化的管理体系，可以作为牵强的理由话，那么已经上升到人本管理层次且非常成熟完善的西方管理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味了，在国外老实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居然胆敢打破公司管理制度，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管理假设回归到人的本能

        西方管理学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一直发展到复杂人假设，但是运用到中国就变得茫然：中国人是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好像都不是，也好像都是。

        而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人的假设大部分都基于某一群体的某一性格、道德和价值观。管理假设的局限性导致中国式管理的局限性。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式管理往往忽视经济人假设，这个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假设。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层层递进。虽然人在一个时期会有多重需求，但是生理需求是基础。这就是科学规律。而西方管理学也正是遵循这样的科学规律，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社会人、道德人什么假设都可能对也都可能错，但是经济人假设，确实任何本土化的管理都无法回避的假设，也是最基础的假设。

        我们一直对经济人假设忽视的原因，根本上是过去一直教导的性善论。我们把人想得太善良、太高尚了，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丧尽天良的人。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

        其实，管理首先要把人回归的动物，也就是本能。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善恶之分，只有本能。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各个方面都起源于生物本能。无论怎么强调这个观点也不会过分。不管一种思想多么高深，其成就多么伟大，它最终必然与生理需要的满足有关。人与动物一样，有生的本能和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人与动物一样，根本的行为动机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商业领域，人都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这就是经济人假设。

        科学管理才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管理

         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出台之前，美国证监会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超过400多家的美国企业承认有过可疑或者非法支付行为，这些企业通过赞助的形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共计支付了超过3亿美元的费用。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100家都位居行业500强之列。

         大型商业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讲诉了西方国家的公司，从血腥猎富到规范化竞争的全过程。

         外资企业的犯罪史告诉我们，在国家法制建设不力的情况下，外资企业与任何个人一样，都会为自己的利益以身试法。

         在工业社会时期，欧美国家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科学管理是最基础的管理。任何管理只有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

         我们可以用道德谴责那些丧尽天良的企业家和企业，但是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从管理的角度去解决它。出现问题时，我们需要反思问题出现的原因，而不是意味着用道德去谴责。出了食品安全问题、商业行贿事件，问责和完善法治比道德谴责更重要。

         如果司法不独立、监督机制不健全，寻租腐败、行贿受贿将会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轰轰烈烈地一次次上演，最终阻碍中国经济社会的文明进程；如果法治建设不健全、执法不力，局长照样抽大烟、写“香艳日记”；碾压过弱小妇女的身躯而强拆，他们照样露出冷漠狡黠的微笑；互联网的剽窃继续在“分享精神”的伪装下疯狂的进行，直到中国创造力的最终枯竭；更多积极进取的企业家不得不踏上黄总的老路。如果企业制度不健全、管理体系不完善，企业将会遇到扩张性瓶颈和危机，发展的越快死的越快，收入越多利润越少，所有的“艺术管理”都会成为人们牟取私利的“空子”，最终企业不是被竞争对手逼死，就是被自己人搞死。

        中国企业应该以科学管理为先，制度建设为基础；中国政府应该以科学管理为先，法治建设为基础。

         我不排斥其它管理学，也不否认其它管理假设。但是，经济人假设是任何国家的管理都无法回避的假设。回归到人的本能，才是管理的原点。科学管理才是当今中国政府、企业最需要的最基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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