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包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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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1)
星云大师：
谈到世界和平，放眼当前社会，所以有诸多的纷争，不能和谐，都是由于人们不善于管理自己，尤其不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如果人人都能把“心”管理好，则促进社会和谐，不为难也。我以为，针对“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有几个管理的要点。
一是柔性的管理。过去西方一谈到“管理”，都是讲究“制度管理”，强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目标的企业管理;然而在佛教里，除了重视组织、制度，佛教尤其有一套另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以慈悲、赞美、鼓励来代替制度与规矩的“柔性管理”。世间上刚硬的东西不一定坚固有力，有时柔软的东西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例如，滴水可以穿石、温火可以融冰;乃至人体上坚硬的牙齿易断，但柔软的舌头不死不烂。可见“刚”虽然不是绝对的不好，为人“刚直”有时也有其必要，但刚而锐的东西容易斫伤，所以佛教讲“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柔性反而能够持久。佛教指导人坐禅，目的就是要培养柔软心，心地柔软的人才容易跟人融和相处，心性慈悲柔和的人，往往能制服顽强于无形。
“以柔克刚”的原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人事管理上，其实现在海峡两岸虽因政治因素造成隔阂，但事实上两岸都是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两岸一衣带水，国土实不容分裂。因此，两岸统一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在“一个中国”的统一大道上，应该立足在“爱”与“平等”的前提下，如hjt主席说：“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也就是彼此尊重、包容，透过柔性的沟通，如此才能化解僵局，才能和平统一。所以，和谐社会要讲究“管理”，但不是“强势”的管理，有时以“柔性”的攻势，更能发挥力用。
二是自觉的管理。自觉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也就是佛教的“自觉”与“自悟”。所谓“自觉”，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发觉问题，继而要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自觉自己说话不圆融、做事不周全;自觉自己经常对人过分要求，乃至对自己无法信守承诺等。因此，“自觉管理”就是举凡说话、做事，都要事先设想周全，不要事后懊悔，要时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重要，自己的品牌重要，所以要自我改进;尤其要“自觉”自己一生承受各种因缘的成就，故要感恩、发心，要懂得先“舍”才能“有”。
当初佛陀也是透过自觉才能成道，所以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训诫、社会大众的帮助、长官的提携、朋友的勉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觉”。自觉就是自我成长，自我树立形象，如果自己不能自觉，光是依靠别人，就如自己的身体，血管里的血液是自己的，是自发的营养，对增进健康有最大的功效与帮助;如果靠打针、注射营养剂，总是外来的，利益有限。如果人人都能建立起自己慈悲、智慧、明理、乐观、忠诚、忍耐、守信等“形象”与“品牌”，自然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
三是感动的管理。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习惯、经历、年龄、族群等，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于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容易为他人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欢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以最好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对人尊重、爱护，凡事“以身作则”，并且勇于承担及包容部属的不足或过错;能够用“感动”来代替“谋略”，用“施恩”来当做“助缘”，必然更能令人信服，更容易摄受人心。
长乐先生：佛教自创教以来，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主要以自我发心、自我约束、自我觉察为原则。可以说具“世间解”的佛陀，本身就是一个高明、一流的管理专家。我觉得管理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权威;管理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立场互换，要让人心甘情愿，给人信心，让人欢喜跟随，这才是最高明的人事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2)
过去听过一则“剩菜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家庭、儿女，一辈子甘心情愿地吃剩菜，这就是一种“感动”的管理。感动的管理，不是用规矩来要求人，而是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彼此立场互换，要让人“感动”后心甘情愿地发心奉献，所以感动的管理不是命令、指示、权威，而是要让人自动自发，是一种“无为而治”。
十年前的一碗面
星云大师：
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在日本的藤田机场出关以后，一直到东京市区，都没有看到一家卖素食的店铺。途中经过一家自称供应素食餐点的，在旁细看他们的佐料，也都是以鱼、虾熬汤，用葱、蒜调味，原来他们的“素食”观念与我们不同，只好作罢。
傍晚时分，饥肠辘辘。我提议买面回去煮，好不容易走到一家食品店，发现柜台前面排了一大队顾客。老板娘见我们是出家人，立刻合掌弯腰问好，问明原委后说：“此地没有面店，必须要走到对街的后面，然后……”
依照指点，我们赶快转身寻路。没想到还是没找着，只得又绕回那家店面。老板娘看到我们一脸迷茫地回来了，便向排队的顾客宣布：“对不起!今天要打烊了，害大家久等，请各位明天早来。”随后，她亲自带我们来到一家面店……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窗外寒风瑟瑟，我们每个人端着一碗热面呼呼地吃着，心里格外温暖。
长乐先生：这就是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布施吧。
星云大师：也许有人会怀疑，布施既是给予，又怎能发财呢?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布施如播种，你不播种，怎么会有收成呢?佛教告诉我们，做功德就如种田，这块福田又分为悲田和敬田。以慈悲心救济贫苦大众，叫做“悲田”;对于长辈、师长、父母、国家，尽忠尽孝，叫做“敬田”。在敬田、悲田里面播种，都会有收成的。
长乐先生：我觉得佛陀的意象是欢天喜地，悲天悯人的。远在西天，又切近苍生。
星云大师：我们的国际佛光会已在配合联合国慈善工作，扩大公益面。比如投入南非希望工程计划、马拉维艾滋孤儿赡养计划的长期慈善行动;南亚海啸后第一时间启动“赈灾、救济、重建、心灵辅导”四大救助，认养五百名孤儿;在台湾花莲市慈济基金会捐骨髓验血累计突破了三十万人，成为亚洲最大的骨髓中心，捐赠骨髓上千例……说起来，我们也是在送给别人“一碗面”。
如果胜利意味着打败所有人……
星云大师：
有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械斗，非常惨烈，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人，当这个人高喊“我胜利了”的时候，放眼望去，周围已是屋倒墙塌、血流成河。他找不到自己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找不到一个给自己递一碗水的人……
长乐先生：是啊，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我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的解读越来越扭曲。而且，物极必反，强烈的压迫感总是要找到反抗的出口。于是，本位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日趋强烈。
星云大师：嗔恚的情绪有时就像一把野火，可能几丝风就会使它突然炙燃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可以燃烧的分子还在，也就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肯用理智来调整自己的话，邪魔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彻底俘虏。
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后人还提出了一个“六祖革命”，认为它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星云大师：佛陀出生、修行、成道都在人间，所以佛教也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是帮助人生幸福安乐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僧团是一个引导社会道德归趣、超越国家权力的出世间团体;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切都附属于政治而存在，随君主的施政方针而起伏兴衰。民国以来，太虚大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教，一些年轻僧侣受到大师的影响，对未来佛教应何去何从有了新的体认，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近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礼请名师大德为国家造育英才，也提供了各种医疗救济、教育、文化事业，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叫做普济群生。现代佛教的走向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现代大众不需要的，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不取的。
长乐先生：我在佛光山走了一圈，领略到它的事业规模与管理，叹为观止。菩萨心肠加上现代管理，“人间佛教”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星云大师：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为教育、文化、慈善的佛教事业而努力。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一般的社会学校;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佛光山是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时代。
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jdj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
星云大师：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管理者就是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认识自身的佛性，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智慧。
西方的一分为二，东方的二分为三
星云大师：
在这个时代，佛教要想有所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但是，佛陀早已经确立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六和敬”法则。僧团因为奉行“六和敬”，得以和乐清净。
长乐先生：精神总是能历久弥新。“六和敬”对今人也定有参照启示。
星云大师：“六和敬”不仅是建立僧团的重要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建立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乃至安和乐利的社会的重要根基。佛教僧团的管理方法在“六和敬”之中，即以揭橥思想统一(见和同解)、法制平等(戒和同遵)、经济均衡(利和同均)等为管理要点。略述如下：一、身和同住：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就是相处的和乐。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包容;遇有疾病，相互照顾，平等共居，和合共住。
二、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谐无诤，就是语言的亲切。说话恳切，言语柔和，和平共处。
三、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就是心意的开展。不比较人我得失，不计较是非利害，心意的和悦才是当下的净土。
四、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就是法制的平等。受持戒法，进退有节，仪礼有据，行住坐卧，威仪庄严。
五、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识，就是思想的统一。舍去分别执着，彼此见解一致，达成共识，此乃共同成就之前提。
六、利和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就是经济的均衡。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大家受用均等。
长乐先生：这个“六和敬”，的确是团队柔性管理的一个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现在也讲到“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的根应在东方，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如出一辙，和古老的佛教教义也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东西方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一分为二，它明辨是非，一定要追究对或错;东方是二分为三的，它会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不去追究是非，或者说也难以分清晰是非。 其次是目的上有差异。西方的管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东方管理是要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会治标不治本，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越解决越多。而化解问题，有些类似中医治病。
星云大师：如果不能理清客观真相的线索，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容易深陷其中。而只有随顺自然，掌握规律，才能找出根治问题的最佳途径，使问题转化成契机。大珠慧海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过去，释伽牟尼佛创立教团，就是用戒律来管理。佛法传至中国，祖师大德遵循佛陀制戒的精神，创丛林，立清规。大家共同遵守，就可以安心办道，清净无诤，生活得很自然。
长乐先生：在学佛的过程中讲究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在佛光山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这三学的体系，它在执行中是不是很艰难?
星云大师：不艰难。一个教团的存在，必须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就是规矩，定就是安心，慧就是悟道。既不悟道，又不安心，又没规矩，就不像修行人。
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此我从开创佛光山以后，就一直很重视制度的建立。
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健全僧团，才能带动佛教的复兴。但是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定，不能迂腐、守旧。我认为佛法真理不容更改，根本戒可以保存，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小小戒”，应该加以弹性调整。
提到佛教，一般人总认为信仰佛教必须守戒，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实，守戒才能自由，因为佛教的戒律，与人性是相通的，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只有在不侵犯的基础上进而尊重别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不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
星云大师：
禅堂，一朝风月，万里晴空。从四面八方而来，感觉身心疲倦的人，想要重新调整，就进到禅堂。当然，报名、登记、进堂、出堂，都有一些规矩。他奉行这些规矩，就感觉到这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大家在这里彼此平等，没有差别待遇，平等就能快乐。
长乐先生：今天有幸参观了整个斋堂进斋的情况，尽管之前我们也见过一些内地的、香港的斋堂，但是在佛光山看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或仪规的遵循非常令人震撼，五百多人的大场面，听不到杂音。在诵经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那么端庄，那么虔诚，包括他们排队走在去斋堂的路上，那样心平气和又步伐整齐。这样的管理是一种内功，在管理中体现出来对人心的管理，对人的教化的管理，是丝丝入扣的。
星云大师：道场的管理与国家的管理尚有不同。国家要用强制性的外在的法律来管理，犯了罪就要受到制裁;佛门的戒律和规矩却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比如排队，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排队，没人强迫;吃饭不可以有声音，不要说五百多人，有时候几千人一起吃饭、办活动，也是这样。初学佛的人无形中也会被这种规矩、气氛所震慑。大家都以这个模式规范举止，相当于火车行驶在轨道上，飞机飞行在航道上。
长乐先生：我们排队到斋堂，看到队伍中间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印度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这里同样的如鱼得水。汉传佛教文化体系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进行沟通和对话，场面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佛教、中华文化的力量;细微处，却体现出管理的力量。
星云大师：其实，不管理的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最高的管理，是自己管理自己。中国过去的佛门丛林，组成分子早先来自社会各种行当，甚至还有江洋大盗。可是，很奇妙，只要进入丛林，进入禅堂，大家统统一样守法。在禅堂里，目的是让人开悟。但是，开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自身条件还不具备，心灯就不亮。所以，参禅就是要耐烦，忍耐，让禅心慢慢地融入。三个月后，再去观察，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因为静下来后心境就柔软了，不像过去那么急躁、强硬。自在解脱，所以身心快乐。
长乐先生：尽管您已经从管理的一线完全退出了，但是您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体系、一种制度，包括您的这种心态，留给了后来的管理者。
星云大师：佛教是一门最好的管理学，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是管理专家。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管理得那么美好，没有坏人，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政治**，没有经济恐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让众生没有畏惧，随类应化，观机说法。
很多佛教经典，都可以应用于人间的管理。《佛说孛经》就是一部政治的管理学;《维摩诘经》就是一种社会的管理学;《地藏经》就是地狱的管理学，《弥勒上生经》就是天堂的管理学。
管人难，管心更难
长乐先生：
每个企业面临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通之处，即大多可归结到“人”上，“人”又可归结到“心”上。
星云大师：管理的妙诀，首先须将自己的一颗心管理好，除了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能合乎时代与道德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诚意来待人，以谦虚平等来待人，才算修满“管理学”的学分。
长乐先生：很多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一方面热心于公益事业，有文化取向，但同时又要追求企业盈利，维持良性循环，所以还要有非常强的企图心，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过从大师的佛学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各种事物。那么怎么才能将平常心和企图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星云大师：你讲的平常心，就与禅心相应了。我认为对公共的事业，对国家社会大众的事业，要有企图心，但是，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就要有平常心。所谓用平常心看淡，就是不那么计较，不那么着急，也就是有出世的思想，如此才能做好事业。台湾有一家天下文化公司，为企业界出版了很多书刊，书中提到过去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叫“红海策略”，就是大家竞争得你死我活。现在企业界也觉悟了，与其竞争到最后两败俱伤，不如提倡“蓝海策略”，就是让大家和平友爱，你帮我，我帮你，皆大欢喜。
长乐先生：现在企业竞争是很激烈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都有明确的竞争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怎样做到大师说的双赢呢?比如说现在常常提到的“迎合”，既要“合”，又通过“迎”来“合”。还有就是“竞和”，在竞争中做到和谐。我想从大师这里获得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星云大师：好比武林人物，虽然武功盖世，也不会无端伤害别人、消灭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胜利了，也胜之不武，消灭了，以后就没有对手了。所以，不管文治武功如何兴盛，人才是最重要的，尊重、包容是基本的，愈上位的人愈要谦虚。
有一年，台湾陷入经济恐慌，大家为了年终奖金、加薪，***，社会动荡不安。我们佛光山也有退伍老兵在这里服务，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也拿个小旗子，到我们的门口摇旗，要求加薪。一位老兵说，我们不要。我问为什么?他说：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尊重。我们在这里服务，法师们每天见到我们，合掌、点头，跟我们讲老伯早、老伯好，我们在精神上就很富有了。我们不要加薪，我们要人尊重。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管理就是尊重他，爱护他，善用他。
长乐先生：从西方管理学角度来说，包容和管理原本是对立的，但是在大师的管理学实践中，包容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星云大师：管理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事情不讲话;管理金钱也好管，只要是你的，随你处置;只是管人难，管自己更难，管心最难。
长乐先生：管人先得管心，管别人的心得先管好自己的心。
星云大师：身教重于言教。今天，承蒙你们都称我一声星云大师，我实在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童，根本没进过正规的学校，谁在教育我呢?我身边几百万的信徒。因为有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只耳朵，我不敢抽香烟，他们不容许我;我不敢喝酒，他们不容许我。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关怀我，让我自觉做表率，要正派，要勤劳，要明理，要警醒，也依着他们的需要，我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出家人，做个一辈子和信仰同行的人。
八、信远
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星云大师：
我记得台湾那次“九·二一”大地震，有户人家供的佛像从桌面上倒下来，翻了几滚，又站起来。我们有位法师叹说，这佛很灵，地震都没震碎。我说你错了，这尊佛像是木材做的，所以没有碎。佛像被地震震坏属正常，重要的是，我心中的佛像没有倒，我对佛教的信仰不会倒。
长乐先生：中国社会在对佛教的复兴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一直以来，佛教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一个富有爱心、善良的宗教。如果不给一个空间，一个确定的地位，当信仰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乘虚而入，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星云大师：在各种信仰中，正信的宗教给人的力量最大，尤其一旦对佛教的真理产生了信仰，则面对人生一切的横逆、**，不但不以为苦，还能甘之如饴地接受。信仰真理的力量，使我们有更大的勇气面对致命的打击;使我们有宽宏的心量包容人世的不平，继而改写命运。而正信的宗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有历史考据;二、世界公众承认;三、人格道德完美;四、能力威势具备。
长乐先生：尼赫鲁把佛陀的人格看做印度人民崇高精神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他担任印度总理后，强调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包容哲学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所继承下来的‘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1954年6月，尼赫鲁与***签订了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联合声明中，尼赫鲁就借用了佛教术语“潘查希拉”(Panchasila，即“五戒”)一词来表述这“五项原则”，他说：“印度是佛教的祖国，向世界宣扬佛陀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
星云大师：佛教所讲的“因果业报”对人心的自律、社会的净化，都有很大的裨益。我们佛弟子，只要一天身受佛恩，就要努力于佛法的弘扬光大。
长乐先生：弘一法师在《李叔同说佛》这本书里面也作了非常多的说明，他有一个重要的批注：“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现今研究这句话，更有特别的含义。我们不能让乾坤有私，不能让善和恶得不到它应有的回报。
一提到佛教，一提到因果轮回，很多人就会说，现在你怎么又迷信了?我要说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选择研究佛教，选择弘扬佛的精神，不是倒退。如果说达摩大师当年把禅宗带到中国，是佛教选择了中国;那么现在，是中国选择了佛教。
星云大师：你说得很对，这是佛教的光荣。其实，中国佛教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几千年的融合演变，早已水***融，难分你我了。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再是一门古老的宗教，而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佛教是般若智慧，是辨识宇宙真相的道理，是认识自我的“千古长夜一明灯”。这个光明如果失去了，是黑暗，很可怕。
重振勇气，向死而生
长乐先生：
如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企业正在同质化，人们正在世俗化。不同的个体生命和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人们读同样的书，说同样的话，用同样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情绪，而那些独行天下的个性，雄视宇内的志向，张扬生命的狂舞，正在被冷落和压抑。
”
很多人都喜欢问成功人士：你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看到答案里“能力”、“努力”之类的词语很多，但我觉得，成功和人体内的生命密码有关。只是这种密码的修整和完善，与后天修为的结果有关。
星云大师：所谓“万物因缘而生”，十年苦读也好，艰苦努力也好，如果没有合适的机缘，仍然不会成功。当年我初到台湾的时候，孙立人将军曾试图说服我还俗从军，还保证让我十年之内当上将军。虽然我当时处境危困，但还是未改初衷，继续了弘法之路。如果当年我斩断佛缘，投身戎马，那么现在也就看不到佛光山120尺的大佛，全世界近二百所佛光山的道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其实这样的转折机缘，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也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
长乐先生：的确，就像一个手电筒，如果没有装满合型号的电池，没有人启动开关，没有把它投射到合适的背景上，恐怕都不会显出光芒。礼花再美丽，如果没有人点燃，它也只是裹在纸箱中的一小团火药而已。所以，儒家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几乎儒家的所有传道者，都在强调“正心”、“诚意”和“致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明明德于天下”的根本。
星云大师：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的根本在个人，个人修身后，有了高尚的修养，才能齐家，家齐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佛教亦云：“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学习佛陀的精神，要能克己复礼，道德自律，才能开发光明的智慧。由此可知，世间上不管哪一种宗教，都非常重视修身之道，因为修身才能去芜存菁，修身才有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择善而行的节操。历代贤者，能为众人表率，皆从自我修身做起。
长乐先生：可是，现代人的特点就是忙。我们的日程已经被排得不能再满了。在激烈的竞争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先去摸清整个宇宙的规律，再作选择。而且，我们也许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如愿成佛。
星云大师：就像攀岩，如果你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突然觉得腿脚酸胀于是停下来，脚跟踩在半空，向上一望，望不到头;向下一探，自己整个悬空。这时候，什么状况更可怕呢?
长乐先生：犹豫。停在半空中要花费的力气，和继续上山花费的力气其实相差无几。战场击鼓，再而衰，三而竭。攀登险峰最初的原动力就是勇气，而一旦勇气消耗殆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山崖，更让人魂不附体。这时候，只有重振勇气，才能向死而生。
星云大师：对。佛教讲，心无所住，便妄念不生;妄念不生，便没有恐惧;没有恐惧，眼前就只是一块又一块落脚的山石，危崖自然也如平地。
危机：危险之中有机会
长乐先生：
美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手操作，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这番话对今天的中国传媒来说，仍有深意。19世纪初期的美国，生活在大英帝国的阴影之下，英国的批评家非常蔑视美国的文字与作品。但是不久后，随着美国人对文化出版业、传媒业的热情演绎，一大批世界著名作家、记者在美国出现，使世界为之折服。
当下，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媒体的海外军团还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中国媒体和海外华人媒体在对外传播上，还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让人不得不正视的危机。
在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构成很有意思：危险之中包含着机会。比如“凤凰卫视”的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应该说是天意使然。我们放不下危机感，也放不下使命感。
星云大师：过去四川有两个人，同时发愿朝礼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其中一人表示：我筹妥资粮，备好船只，就会顺江而下，朝礼普陀。另外一人，身无资财，沿门托钵，徒步而行。时隔多月，徒步者已朝拜过普陀山，踏上归途;可是前一个人还未购妥船只。
凡事不能久等。很多时候，谨慎地等待都只是徒费光阴。遇到机遇，不停地左顾右盼，无疑是在消耗生命。所以，只要是对大众有利、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利的事，都应该及时把握，努力去创造，不要错失机缘，终生为憾。
长乐先生：“凤凰”在香港上市时，将近10亿元港币一分钱也没***，这在上市公司中是少有的。我们用这笔钱办了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资讯台，做新闻的采集者，也从全世界的中英文媒体上收集、整合新闻资源，以华人的视角解读。我们一路上精打细算，巧取不豪夺，搞新闻深加工，既节约成本，又包容百家。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资讯台很长时间里真的成了一个“空中的凤凰”，国内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整使其在大陆落不了地，在台湾落地计划也遭遇挫折。一时间，雪满长安道，空看时光老，我们的万丈雄心被泼了一盆寒冷刺骨的冰水。近200名新闻从业人员的生计啊，亏损1.6亿港元，还办不办?开了数次董事会，部分股东和投资银行的意见是关门大吉。我心中的压力和委屈是无法说出来的，我对提高华语媒体世界地位的一片赤诚也是难以表达的。真是伤痕累累，血湿战袍。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两个独立董事鼓励我：“无论如何，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他们本来代表股东利益，在成本分析上经过了精确的核算，确保公司不亏损。但是他们更具有专业眼光，看准了品牌效益和长远利益，坚定地支持我。至今想起，我仍然心存感激，佩服他们的胆识。
在最艰难的那两年中，我去了一次五台山的五爷庙，许了两个心愿：一个是求受伤的凤凰女主播海若苏醒;一个是求资讯台落地。结果10天以后，海若醒了。又过了大约半年，资讯台被大陆批准有限落地。中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凤凰资讯台。
憨商之道是聪明
长乐先生：
我们很早引进播出了韩国电视剧《商道》，讲述的是一个憨商的发展史。国内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深受震动。说到底，做人做事靠一个“实”字。“实”看似憨，最后证明最聪明。憨商一路上可以广得健康、快乐、友爱。
星云大师：1946年，杭州武林佛学院院长会觉法师(太虚大师的弟子)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一生中最讨厌的就是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许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笨拙不要紧，只要肯脚踏实地慢慢做，慢工出细活，从笨拙中启发的灵巧聪明最能靠得住。所谓笨拙者，为学不求急取，做人不想巧取，稳稳当当，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
中国人常笑日本人笨，呆板，不懂取巧。有一次，我在日本一家饭店的楼上，看到一辆卡车开到十字路口，刚好红灯亮了，此时是凌晨两点，马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那辆卡车却停在斑马线前等了一分多钟，直到绿灯亮了才继续前行。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而日本国民的巧，是从笨拙、从守法之中取得的。
禅宗大德有的看到桃花开放而悟道，有的听到婴儿哭声而明心见性。不过，这种大道一以贯之的灵巧，绝非偶然得之。即使生来就有的佛性，也是要从多少经历中，多少笨拙里才能开悟贯通。
长乐先生：所以老子讲“大巧若拙”、“返璞归真”。在很多问题上，“凤凰”就一直在追寻中国古老哲学的光影，甚至不惜与现实的潮流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晚间节目的黄金时间段，别的电视台一般都用来播电视剧，广告收益高，而我们就在播一档叫做《凤凰大视野》的节目。这种逆潮流的电视行为让很多人认为我们疯了，“播电视剧的黄金时段，你也敢拿严肃文化和它们去对打硬拼?”我们的确是疯了，硬是跟它拼了一回。结果呢，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观众反响，这个用严肃文化作为主线的黄金时间段节目，一年收到了9000万的广告费，这是始料不及的。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诉求，终于能够和市场的运作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星云大师：当今的传播媒体在收视率挂帅的歪风下，充斥着过多暴力、***、腥膻的负面因素，不仅没有净化人心，反而是戕害人心。媒体有责任提供善美的、知识的、趣味的、感动的信息给社会大众。从升斗小民的心声传达、社会普罗大众的教育，到重大的政经问题的分析、督促国家社会改进，媒体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希望传播媒体能多加报道世间的温馨面、光明面，让人感动欢喜;多赞扬社会温暖的一面，少一点负面思考，多一点人性积极面，才能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流，使人心向上提升。
我们欣赏身处困境仍微笑的人
长乐先生：
“凤凰”的一位观众写来一封信，说非常钦佩窦文涛和曾子墨两位主持人，他们是追求良知的主持人，《文涛拍案》和《社会能见度》是追求良知的节目。也许，对“良知”这个词，许多人已经感到陌生和遥远了。但作为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究社会责任的媒体，“凤凰卫视”应该帮助人们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纵然有环境、政策、市场的压力，但是“凤凰”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情感。
星云大师：正如鉴真大师所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为了人间的安乐，人民的福祉，为了世界的和平公理，更当奋斗不懈。只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就能增添无限的力量。
长乐先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企业、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其实并非坏事，因为它是保持社会活力和人们实现自我的最大机缘。有时候，冲突越激烈，胜利也越光荣。我们欣赏身处困境仍能微笑的人，欣赏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从反省中激发勇气的人。
星云大师：竞争的行为，就是进步的动力。竞争力不是打倒别人、破坏别人，而是自觉、自发、自动地培养自己的实力，诸如有学问、有修养、有知识、有远见、有心胸。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有国际语言、国际观念，才有国际的竞争力。
过去，国际间都是以武力相互竞争，现在则以经济、文化，甚至以改良农工产品、培养科技专业知识作为竞争目标。比如现在台湾的企业团体，讲究多元化经营、策略联盟、集体创作。有这些觉悟，就能增加竞争力，则未来的发展也就无可限量了。
以无声的觉悟，求有声的事业
星云大师：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追寻涅槃呢?这时我也会反问他，为什么不呢?难道我们的人生足够幸福吗?难道我们的生命足够圆满吗?难道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力不从心的愿望和遗憾吗?
长乐先生：人的生命，从时间上说，只短短百年，质量不高的话，五六十岁就已疾病缠身，所剩时间，不过风烛残年。在空间上，我们这些七尺肉身之躯，“大厦千间，夜眠不过五尺;良田万顷，日食不过几碗”，面对着这样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能不思索，不修悟呢?
星云大师：佛教说人生、世间都是无常的，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根据科学家研究，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时时都在新陈代谢，每七日或七年就是一个周期，尤其七年一次的新陈代谢，能使我们完全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之一，然而一般人不了解无常的真义，因而心生排拒，甚至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长乐先生：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各种冲突交织，各种关系混杂，各种欲望张扬的时代。昙花一现多了，铁树就成了稀罕;急功近利多了，气定神闲就成了坚守。树木、楼房、城市、频道、梦想都在拔地而起、见风生长，都在印证“变是不变”的真理。
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沧桑变化，总有一种情怀是亘古不易的，那就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真诚、友爱、善良、宽容、民主、多元、和平、自由等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变质，因此，于大地它们是根本，于人类它们是灵魂。
星云大师：还有一种价值观是永恒的，那就是美德。人可以没有金钱、名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殷厚的背景，但不能没有美德。什么是美德?诚实、信用、庄重、整洁、礼貌、守时、慈悲、正派、风趣、正义、慷慨、幽默、责任、良心。美德是一种内涵，是一种人格的芬芳，是自然的气质所散发出来的一种高贵的品味，让人心怡，让人向往，让人赞美，让人崇敬。美德要在谦冲中养成，在忍耐中成长。有美德才有人缘，有美德才有名声，有美德必然会有好因好缘。
长乐先生：面对短暂无常的人生，汽车大王福特先生认为，假如我们不能将一生的经验转接到未来，那么此生的工作只是转瞬即逝的徒劳;如果世界的文化宝藏不能留传给后世，那么，这个世界哪里还有历史可言。
星云大师：知识的获取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知识的传承也很重要，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给人，在佛教里称作“法布施”，这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还能开发人类的智慧，利益更多人，实在是功德无量。现在各行各业也都讲求经验传承，以培育新一代优秀人才来延续事业的发展。不吝于传授知识的人，会在历史上留下功德。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长乐先生：
小时候我读俄罗斯的《船长与大尉》，里面有两句话一直记忆犹新：一句是“探求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另一句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出类拔萃不见得就是出人头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因梦想而实干。动物只为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所激动，而人，却懂得为遥远的星辰——那毫无功利主义的光线所激动。“凤凰”十年，还只是蚕蛹破茧，未来远在凤凰涅槃。
星云大师：人生不能没有梦想，人总希望自己能“美梦成真”。莱特兄弟飞机升天，富兰克林发现电力，乃至近代的品种改良、山河改道、登陆月球等，都是人类的梦想，现在不都一一梦想成真了吗?我本人连小学都没有进过，但现在凭发心创办了数所大学;我本来是一个到处挂单的行脚僧，现在也能在全世界创建几所丛林寺院。因此，一个人只要有发心、有悲愿，还怕不能成功吗?
传说鸟窠禅师在一棵枝叶茂盛、盘屈如盖的松树上栖止修行，好像小鸟在树上筑巢一样。时常有人来请教佛法。
有一天，大文豪白居易来到树下拜访禅师，抬头一望，道：“禅师住在树上，太危险了。”
禅师答曰：“太守，你的处境才危险。”
白居易不以为然：“下官是当朝重要官员，有什么危险呢?”
禅师说：“薪火相交，纵性不停，怎能说不危险呢?
白居易领悟到他是指官场浮沉、勾心斗角，转个话题又问道：“如何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白居易听了很失望，说：“这是三岁孩儿也知道的道理”。
禅师道：“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顿时悟道。后来，白居易又以偈语请教禅师：“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师也以偈回答：“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人生如幻如化，短暂如朝露。然而，如果你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体悟到“无生”的道理，认识到“动静一如”、“生死一体”、“有无一般”、“来去一致”的人生真谛，放宽胸怀，空出心智，合于自然，从而超越智勇奇巧，超越悲喜荣辱，超越沉浮生灭，超越时间“去”、“来”的限制，那么，你的人生将会于无尽的空间中绵延而去，直至进入生命本真永恒的圆满之境。
长乐先生：毛姆说过，假如你非最好的不要，十之八九能如愿以偿。这可能是我们做事的因，也是成事的果。我很喜欢大师题过的两句古诗，它也像一副对联，可包容下“包容”的禅意，那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星云大师：
谈到世界和平，放眼当前社会，所以有诸多的纷争，不能和谐，都是由于人们不善于管理自己，尤其不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如果人人都能把“心”管理好，则促进社会和谐，不为难也。我以为，针对“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有几个管理的要点。
一是柔性的管理。过去西方一谈到“管理”，都是讲究“制度管理”，强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目标的企业管理;然而在佛教里，除了重视组织、制度，佛教尤其有一套另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以慈悲、赞美、鼓励来代替制度与规矩的“柔性管理”。世间上刚硬的东西不一定坚固有力，有时柔软的东西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例如，滴水可以穿石、温火可以融冰;乃至人体上坚硬的牙齿易断，但柔软的舌头不死不烂。可见“刚”虽然不是绝对的不好，为人“刚直”有时也有其必要，但刚而锐的东西容易斫伤，所以佛教讲“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柔性反而能够持久。佛教指导人坐禅，目的就是要培养柔软心，心地柔软的人才容易跟人融和相处，心性慈悲柔和的人，往往能制服顽强于无形。
“以柔克刚”的原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人事管理上，其实现在海峡两岸虽因政治因素造成隔阂，但事实上两岸都是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两岸一衣带水，国土实不容分裂。因此，两岸统一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在“一个中国”的统一大道上，应该立足在“爱”与“平等”的前提下，如hjt主席说：“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也就是彼此尊重、包容，透过柔性的沟通，如此才能化解僵局，才能和平统一。所以，和谐社会要讲究“管理”，但不是“强势”的管理，有时以“柔性”的攻势，更能发挥力用。
二是自觉的管理。自觉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也就是佛教的“自觉”与“自悟”。所谓“自觉”，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发觉问题，继而要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自觉自己说话不圆融、做事不周全;自觉自己经常对人过分要求，乃至对自己无法信守承诺等。因此，“自觉管理”就是举凡说话、做事，都要事先设想周全，不要事后懊悔，要时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重要，自己的品牌重要，所以要自我改进;尤其要“自觉”自己一生承受各种因缘的成就，故要感恩、发心，要懂得先“舍”才能“有”。
当初佛陀也是透过自觉才能成道，所以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训诫、社会大众的帮助、长官的提携、朋友的勉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觉”。自觉就是自我成长，自我树立形象，如果自己不能自觉，光是依靠别人，就如自己的身体，血管里的血液是自己的，是自发的营养，对增进健康有最大的功效与帮助;如果靠打针、注射营养剂，总是外来的，利益有限。如果人人都能建立起自己慈悲、智慧、明理、乐观、忠诚、忍耐、守信等“形象”与“品牌”，自然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
三是感动的管理。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习惯、经历、年龄、族群等，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于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容易为他人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欢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以最好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对人尊重、爱护，凡事“以身作则”，并且勇于承担及包容部属的不足或过错;能够用“感动”来代替“谋略”，用“施恩”来当做“助缘”，必然更能令人信服，更容易摄受人心。
长乐先生：佛教自创教以来，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主要以自我发心、自我约束、自我觉察为原则。可以说具“世间解”的佛陀，本身就是一个高明、一流的管理专家。我觉得管理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权威;管理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立场互换，要让人心甘情愿，给人信心，让人欢喜跟随，这才是最高明的人事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2)
过去听过一则“剩菜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家庭、儿女，一辈子甘心情愿地吃剩菜，这就是一种“感动”的管理。感动的管理，不是用规矩来要求人，而是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彼此立场互换，要让人“感动”后心甘情愿地发心奉献，所以感动的管理不是命令、指示、权威，而是要让人自动自发，是一种“无为而治”。
十年前的一碗面
星云大师：
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在日本的藤田机场出关以后，一直到东京市区，都没有看到一家卖素食的店铺。途中经过一家自称供应素食餐点的，在旁细看他们的佐料，也都是以鱼、虾熬汤，用葱、蒜调味，原来他们的“素食”观念与我们不同，只好作罢。
傍晚时分，饥肠辘辘。我提议买面回去煮，好不容易走到一家食品店，发现柜台前面排了一大队顾客。老板娘见我们是出家人，立刻合掌弯腰问好，问明原委后说：“此地没有面店，必须要走到对街的后面，然后……”
依照指点，我们赶快转身寻路。没想到还是没找着，只得又绕回那家店面。老板娘看到我们一脸迷茫地回来了，便向排队的顾客宣布：“对不起!今天要打烊了，害大家久等，请各位明天早来。”随后，她亲自带我们来到一家面店……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窗外寒风瑟瑟，我们每个人端着一碗热面呼呼地吃着，心里格外温暖。
长乐先生：这就是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布施吧。
星云大师：也许有人会怀疑，布施既是给予，又怎能发财呢?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布施如播种，你不播种，怎么会有收成呢?佛教告诉我们，做功德就如种田，这块福田又分为悲田和敬田。以慈悲心救济贫苦大众，叫做“悲田”;对于长辈、师长、父母、国家，尽忠尽孝，叫做“敬田”。在敬田、悲田里面播种，都会有收成的。
长乐先生：我觉得佛陀的意象是欢天喜地，悲天悯人的。远在西天，又切近苍生。
星云大师：我们的国际佛光会已在配合联合国慈善工作，扩大公益面。比如投入南非希望工程计划、马拉维艾滋孤儿赡养计划的长期慈善行动;南亚海啸后第一时间启动“赈灾、救济、重建、心灵辅导”四大救助，认养五百名孤儿;在台湾花莲市慈济基金会捐骨髓验血累计突破了三十万人，成为亚洲最大的骨髓中心，捐赠骨髓上千例……说起来，我们也是在送给别人“一碗面”。
如果胜利意味着打败所有人……
星云大师：
有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械斗，非常惨烈，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人，当这个人高喊“我胜利了”的时候，放眼望去，周围已是屋倒墙塌、血流成河。他找不到自己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找不到一个给自己递一碗水的人……
长乐先生：是啊，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我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的解读越来越扭曲。而且，物极必反，强烈的压迫感总是要找到反抗的出口。于是，本位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日趋强烈。
星云大师：嗔恚的情绪有时就像一把野火，可能几丝风就会使它突然炙燃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可以燃烧的分子还在，也就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肯用理智来调整自己的话，邪魔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彻底俘虏。
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后人还提出了一个“六祖革命”，认为它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星云大师：佛陀出生、修行、成道都在人间，所以佛教也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是帮助人生幸福安乐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僧团是一个引导社会道德归趣、超越国家权力的出世间团体;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切都附属于政治而存在，随君主的施政方针而起伏兴衰。民国以来，太虚大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教，一些年轻僧侣受到大师的影响，对未来佛教应何去何从有了新的体认，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近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礼请名师大德为国家造育英才，也提供了各种医疗救济、教育、文化事业，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叫做普济群生。现代佛教的走向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现代大众不需要的，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不取的。
长乐先生：我在佛光山走了一圈，领略到它的事业规模与管理，叹为观止。菩萨心肠加上现代管理，“人间佛教”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星云大师：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为教育、文化、慈善的佛教事业而努力。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一般的社会学校;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佛光山是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时代。
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jdj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
星云大师：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管理者就是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认识自身的佛性，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智慧。
西方的一分为二，东方的二分为三
星云大师：
在这个时代，佛教要想有所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但是，佛陀早已经确立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六和敬”法则。僧团因为奉行“六和敬”，得以和乐清净。
长乐先生：精神总是能历久弥新。“六和敬”对今人也定有参照启示。
星云大师：“六和敬”不仅是建立僧团的重要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建立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乃至安和乐利的社会的重要根基。佛教僧团的管理方法在“六和敬”之中，即以揭橥思想统一(见和同解)、法制平等(戒和同遵)、经济均衡(利和同均)等为管理要点。略述如下：一、身和同住：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就是相处的和乐。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包容;遇有疾病，相互照顾，平等共居，和合共住。
二、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谐无诤，就是语言的亲切。说话恳切，言语柔和，和平共处。
三、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就是心意的开展。不比较人我得失，不计较是非利害，心意的和悦才是当下的净土。
四、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就是法制的平等。受持戒法，进退有节，仪礼有据，行住坐卧，威仪庄严。
五、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识，就是思想的统一。舍去分别执着，彼此见解一致，达成共识，此乃共同成就之前提。
六、利和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就是经济的均衡。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大家受用均等。
长乐先生：这个“六和敬”，的确是团队柔性管理的一个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现在也讲到“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的根应在东方，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如出一辙，和古老的佛教教义也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东西方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一分为二，它明辨是非，一定要追究对或错;东方是二分为三的，它会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不去追究是非，或者说也难以分清晰是非。 其次是目的上有差异。西方的管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东方管理是要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会治标不治本，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越解决越多。而化解问题，有些类似中医治病。
星云大师：如果不能理清客观真相的线索，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容易深陷其中。而只有随顺自然，掌握规律，才能找出根治问题的最佳途径，使问题转化成契机。大珠慧海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过去，释伽牟尼佛创立教团，就是用戒律来管理。佛法传至中国，祖师大德遵循佛陀制戒的精神，创丛林，立清规。大家共同遵守，就可以安心办道，清净无诤，生活得很自然。
长乐先生：在学佛的过程中讲究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在佛光山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这三学的体系，它在执行中是不是很艰难?
星云大师：不艰难。一个教团的存在，必须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就是规矩，定就是安心，慧就是悟道。既不悟道，又不安心，又没规矩，就不像修行人。
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此我从开创佛光山以后，就一直很重视制度的建立。
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健全僧团，才能带动佛教的复兴。但是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定，不能迂腐、守旧。我认为佛法真理不容更改，根本戒可以保存，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小小戒”，应该加以弹性调整。
提到佛教，一般人总认为信仰佛教必须守戒，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实，守戒才能自由，因为佛教的戒律，与人性是相通的，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只有在不侵犯的基础上进而尊重别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不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
星云大师：
禅堂，一朝风月，万里晴空。从四面八方而来，感觉身心疲倦的人，想要重新调整，就进到禅堂。当然，报名、登记、进堂、出堂，都有一些规矩。他奉行这些规矩，就感觉到这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大家在这里彼此平等，没有差别待遇，平等就能快乐。
长乐先生：今天有幸参观了整个斋堂进斋的情况，尽管之前我们也见过一些内地的、香港的斋堂，但是在佛光山看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或仪规的遵循非常令人震撼，五百多人的大场面，听不到杂音。在诵经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那么端庄，那么虔诚，包括他们排队走在去斋堂的路上，那样心平气和又步伐整齐。这样的管理是一种内功，在管理中体现出来对人心的管理，对人的教化的管理，是丝丝入扣的。
星云大师：道场的管理与国家的管理尚有不同。国家要用强制性的外在的法律来管理，犯了罪就要受到制裁;佛门的戒律和规矩却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比如排队，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排队，没人强迫;吃饭不可以有声音，不要说五百多人，有时候几千人一起吃饭、办活动，也是这样。初学佛的人无形中也会被这种规矩、气氛所震慑。大家都以这个模式规范举止，相当于火车行驶在轨道上，飞机飞行在航道上。
长乐先生：我们排队到斋堂，看到队伍中间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印度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这里同样的如鱼得水。汉传佛教文化体系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进行沟通和对话，场面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佛教、中华文化的力量;细微处，却体现出管理的力量。
星云大师：其实，不管理的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最高的管理，是自己管理自己。中国过去的佛门丛林，组成分子早先来自社会各种行当，甚至还有江洋大盗。可是，很奇妙，只要进入丛林，进入禅堂，大家统统一样守法。在禅堂里，目的是让人开悟。但是，开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自身条件还不具备，心灯就不亮。所以，参禅就是要耐烦，忍耐，让禅心慢慢地融入。三个月后，再去观察，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因为静下来后心境就柔软了，不像过去那么急躁、强硬。自在解脱，所以身心快乐。
长乐先生：尽管您已经从管理的一线完全退出了，但是您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体系、一种制度，包括您的这种心态，留给了后来的管理者。
星云大师：佛教是一门最好的管理学，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是管理专家。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管理得那么美好，没有坏人，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政治**，没有经济恐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让众生没有畏惧，随类应化，观机说法。
很多佛教经典，都可以应用于人间的管理。《佛说孛经》就是一部政治的管理学;《维摩诘经》就是一种社会的管理学;《地藏经》就是地狱的管理学，《弥勒上生经》就是天堂的管理学。
管人难，管心更难
长乐先生：
每个企业面临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通之处，即大多可归结到“人”上，“人”又可归结到“心”上。
星云大师：管理的妙诀，首先须将自己的一颗心管理好，除了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能合乎时代与道德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诚意来待人，以谦虚平等来待人，才算修满“管理学”的学分。
长乐先生：很多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一方面热心于公益事业，有文化取向，但同时又要追求企业盈利，维持良性循环，所以还要有非常强的企图心，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过从大师的佛学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各种事物。那么怎么才能将平常心和企图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星云大师：你讲的平常心，就与禅心相应了。我认为对公共的事业，对国家社会大众的事业，要有企图心，但是，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就要有平常心。所谓用平常心看淡，就是不那么计较，不那么着急，也就是有出世的思想，如此才能做好事业。台湾有一家天下文化公司，为企业界出版了很多书刊，书中提到过去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叫“红海策略”，就是大家竞争得你死我活。现在企业界也觉悟了，与其竞争到最后两败俱伤，不如提倡“蓝海策略”，就是让大家和平友爱，你帮我，我帮你，皆大欢喜。
长乐先生：现在企业竞争是很激烈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都有明确的竞争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怎样做到大师说的双赢呢?比如说现在常常提到的“迎合”，既要“合”，又通过“迎”来“合”。还有就是“竞和”，在竞争中做到和谐。我想从大师这里获得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星云大师：好比武林人物，虽然武功盖世，也不会无端伤害别人、消灭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胜利了，也胜之不武，消灭了，以后就没有对手了。所以，不管文治武功如何兴盛，人才是最重要的，尊重、包容是基本的，愈上位的人愈要谦虚。
有一年，台湾陷入经济恐慌，大家为了年终奖金、加薪，***，社会动荡不安。我们佛光山也有退伍老兵在这里服务，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也拿个小旗子，到我们的门口摇旗，要求加薪。一位老兵说，我们不要。我问为什么?他说：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尊重。我们在这里服务，法师们每天见到我们，合掌、点头，跟我们讲老伯早、老伯好，我们在精神上就很富有了。我们不要加薪，我们要人尊重。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管理就是尊重他，爱护他，善用他。
长乐先生：从西方管理学角度来说，包容和管理原本是对立的，但是在大师的管理学实践中，包容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星云大师：管理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事情不讲话;管理金钱也好管，只要是你的，随你处置;只是管人难，管自己更难，管心最难。
长乐先生：管人先得管心，管别人的心得先管好自己的心。
星云大师：身教重于言教。今天，承蒙你们都称我一声星云大师，我实在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童，根本没进过正规的学校，谁在教育我呢?我身边几百万的信徒。因为有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只耳朵，我不敢抽香烟，他们不容许我;我不敢喝酒，他们不容许我。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关怀我，让我自觉做表率，要正派，要勤劳，要明理，要警醒，也依着他们的需要，我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出家人，做个一辈子和信仰同行的人。
八、信远
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星云大师：
我记得台湾那次“九·二一”大地震，有户人家供的佛像从桌面上倒下来，翻了几滚，又站起来。我们有位法师叹说，这佛很灵，地震都没震碎。我说你错了，这尊佛像是木材做的，所以没有碎。佛像被地震震坏属正常，重要的是，我心中的佛像没有倒，我对佛教的信仰不会倒。
长乐先生：中国社会在对佛教的复兴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一直以来，佛教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一个富有爱心、善良的宗教。如果不给一个空间，一个确定的地位，当信仰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乘虚而入，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星云大师：在各种信仰中，正信的宗教给人的力量最大，尤其一旦对佛教的真理产生了信仰，则面对人生一切的横逆、**，不但不以为苦，还能甘之如饴地接受。信仰真理的力量，使我们有更大的勇气面对致命的打击;使我们有宽宏的心量包容人世的不平，继而改写命运。而正信的宗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有历史考据;二、世界公众承认;三、人格道德完美;四、能力威势具备。
长乐先生：尼赫鲁把佛陀的人格看做印度人民崇高精神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他担任印度总理后，强调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包容哲学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从阿育王、甘地和其他思想家与政治家那里，所继承下来的‘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非暴力、宽容、共存的哲学，是解决我们现时代各种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1954年6月，尼赫鲁与***签订了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联合声明中，尼赫鲁就借用了佛教术语“潘查希拉”(Panchasila，即“五戒”)一词来表述这“五项原则”，他说：“印度是佛教的祖国，向世界宣扬佛陀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
星云大师：佛教所讲的“因果业报”对人心的自律、社会的净化，都有很大的裨益。我们佛弟子，只要一天身受佛恩，就要努力于佛法的弘扬光大。
长乐先生：弘一法师在《李叔同说佛》这本书里面也作了非常多的说明，他有一个重要的批注：“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现今研究这句话，更有特别的含义。我们不能让乾坤有私，不能让善和恶得不到它应有的回报。
一提到佛教，一提到因果轮回，很多人就会说，现在你怎么又迷信了?我要说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选择研究佛教，选择弘扬佛的精神，不是倒退。如果说达摩大师当年把禅宗带到中国，是佛教选择了中国;那么现在，是中国选择了佛教。
星云大师：你说得很对，这是佛教的光荣。其实，中国佛教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几千年的融合演变，早已水***融，难分你我了。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再是一门古老的宗教，而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佛教是般若智慧，是辨识宇宙真相的道理，是认识自我的“千古长夜一明灯”。这个光明如果失去了，是黑暗，很可怕。
重振勇气，向死而生
长乐先生：
如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企业正在同质化，人们正在世俗化。不同的个体生命和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人们读同样的书，说同样的话，用同样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情绪，而那些独行天下的个性，雄视宇内的志向，张扬生命的狂舞，正在被冷落和压抑。
”
很多人都喜欢问成功人士：你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看到答案里“能力”、“努力”之类的词语很多，但我觉得，成功和人体内的生命密码有关。只是这种密码的修整和完善，与后天修为的结果有关。
星云大师：所谓“万物因缘而生”，十年苦读也好，艰苦努力也好，如果没有合适的机缘，仍然不会成功。当年我初到台湾的时候，孙立人将军曾试图说服我还俗从军，还保证让我十年之内当上将军。虽然我当时处境危困，但还是未改初衷，继续了弘法之路。如果当年我斩断佛缘，投身戎马，那么现在也就看不到佛光山120尺的大佛，全世界近二百所佛光山的道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其实这样的转折机缘，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也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
长乐先生：的确，就像一个手电筒，如果没有装满合型号的电池，没有人启动开关，没有把它投射到合适的背景上，恐怕都不会显出光芒。礼花再美丽，如果没有人点燃，它也只是裹在纸箱中的一小团火药而已。所以，儒家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几乎儒家的所有传道者，都在强调“正心”、“诚意”和“致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明明德于天下”的根本。
星云大师：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的根本在个人，个人修身后，有了高尚的修养，才能齐家，家齐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佛教亦云：“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学习佛陀的精神，要能克己复礼，道德自律，才能开发光明的智慧。由此可知，世间上不管哪一种宗教，都非常重视修身之道，因为修身才能去芜存菁，修身才有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择善而行的节操。历代贤者，能为众人表率，皆从自我修身做起。
长乐先生：可是，现代人的特点就是忙。我们的日程已经被排得不能再满了。在激烈的竞争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先去摸清整个宇宙的规律，再作选择。而且，我们也许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如愿成佛。
星云大师：就像攀岩，如果你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突然觉得腿脚酸胀于是停下来，脚跟踩在半空，向上一望，望不到头;向下一探，自己整个悬空。这时候，什么状况更可怕呢?
长乐先生：犹豫。停在半空中要花费的力气，和继续上山花费的力气其实相差无几。战场击鼓，再而衰，三而竭。攀登险峰最初的原动力就是勇气，而一旦勇气消耗殆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山崖，更让人魂不附体。这时候，只有重振勇气，才能向死而生。
星云大师：对。佛教讲，心无所住，便妄念不生;妄念不生，便没有恐惧;没有恐惧，眼前就只是一块又一块落脚的山石，危崖自然也如平地。
危机：危险之中有机会
长乐先生：
美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手操作，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这番话对今天的中国传媒来说，仍有深意。19世纪初期的美国，生活在大英帝国的阴影之下，英国的批评家非常蔑视美国的文字与作品。但是不久后，随着美国人对文化出版业、传媒业的热情演绎，一大批世界著名作家、记者在美国出现，使世界为之折服。
当下，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媒体的海外军团还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中国媒体和海外华人媒体在对外传播上，还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让人不得不正视的危机。
在中文里，“危机”这个词的构成很有意思：危险之中包含着机会。比如“凤凰卫视”的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应该说是天意使然。我们放不下危机感，也放不下使命感。
星云大师：过去四川有两个人，同时发愿朝礼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其中一人表示：我筹妥资粮，备好船只，就会顺江而下，朝礼普陀。另外一人，身无资财，沿门托钵，徒步而行。时隔多月，徒步者已朝拜过普陀山，踏上归途;可是前一个人还未购妥船只。
凡事不能久等。很多时候，谨慎地等待都只是徒费光阴。遇到机遇，不停地左顾右盼，无疑是在消耗生命。所以，只要是对大众有利、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利的事，都应该及时把握，努力去创造，不要错失机缘，终生为憾。
长乐先生：“凤凰”在香港上市时，将近10亿元港币一分钱也没***，这在上市公司中是少有的。我们用这笔钱办了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资讯台，做新闻的采集者，也从全世界的中英文媒体上收集、整合新闻资源，以华人的视角解读。我们一路上精打细算，巧取不豪夺，搞新闻深加工，既节约成本，又包容百家。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资讯台很长时间里真的成了一个“空中的凤凰”，国内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整使其在大陆落不了地，在台湾落地计划也遭遇挫折。一时间，雪满长安道，空看时光老，我们的万丈雄心被泼了一盆寒冷刺骨的冰水。近200名新闻从业人员的生计啊，亏损1.6亿港元，还办不办?开了数次董事会，部分股东和投资银行的意见是关门大吉。我心中的压力和委屈是无法说出来的，我对提高华语媒体世界地位的一片赤诚也是难以表达的。真是伤痕累累，血湿战袍。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两个独立董事鼓励我：“无论如何，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他们本来代表股东利益，在成本分析上经过了精确的核算，确保公司不亏损。但是他们更具有专业眼光，看准了品牌效益和长远利益，坚定地支持我。至今想起，我仍然心存感激，佩服他们的胆识。
在最艰难的那两年中，我去了一次五台山的五爷庙，许了两个心愿：一个是求受伤的凤凰女主播海若苏醒;一个是求资讯台落地。结果10天以后，海若醒了。又过了大约半年，资讯台被大陆批准有限落地。中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凤凰资讯台。
憨商之道是聪明
长乐先生：
我们很早引进播出了韩国电视剧《商道》，讲述的是一个憨商的发展史。国内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深受震动。说到底，做人做事靠一个“实”字。“实”看似憨，最后证明最聪明。憨商一路上可以广得健康、快乐、友爱。
星云大师：1946年，杭州武林佛学院院长会觉法师(太虚大师的弟子)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一生中最讨厌的就是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许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笨拙不要紧，只要肯脚踏实地慢慢做，慢工出细活，从笨拙中启发的灵巧聪明最能靠得住。所谓笨拙者，为学不求急取，做人不想巧取，稳稳当当，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
中国人常笑日本人笨，呆板，不懂取巧。有一次，我在日本一家饭店的楼上，看到一辆卡车开到十字路口，刚好红灯亮了，此时是凌晨两点，马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那辆卡车却停在斑马线前等了一分多钟，直到绿灯亮了才继续前行。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而日本国民的巧，是从笨拙、从守法之中取得的。
禅宗大德有的看到桃花开放而悟道，有的听到婴儿哭声而明心见性。不过，这种大道一以贯之的灵巧，绝非偶然得之。即使生来就有的佛性，也是要从多少经历中，多少笨拙里才能开悟贯通。
长乐先生：所以老子讲“大巧若拙”、“返璞归真”。在很多问题上，“凤凰”就一直在追寻中国古老哲学的光影，甚至不惜与现实的潮流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晚间节目的黄金时间段，别的电视台一般都用来播电视剧，广告收益高，而我们就在播一档叫做《凤凰大视野》的节目。这种逆潮流的电视行为让很多人认为我们疯了，“播电视剧的黄金时段，你也敢拿严肃文化和它们去对打硬拼?”我们的确是疯了，硬是跟它拼了一回。结果呢，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观众反响，这个用严肃文化作为主线的黄金时间段节目，一年收到了9000万的广告费，这是始料不及的。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诉求，终于能够和市场的运作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星云大师：当今的传播媒体在收视率挂帅的歪风下，充斥着过多暴力、***、腥膻的负面因素，不仅没有净化人心，反而是戕害人心。媒体有责任提供善美的、知识的、趣味的、感动的信息给社会大众。从升斗小民的心声传达、社会普罗大众的教育，到重大的政经问题的分析、督促国家社会改进，媒体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希望传播媒体能多加报道世间的温馨面、光明面，让人感动欢喜;多赞扬社会温暖的一面，少一点负面思考，多一点人性积极面，才能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流，使人心向上提升。
我们欣赏身处困境仍微笑的人
长乐先生：
“凤凰”的一位观众写来一封信，说非常钦佩窦文涛和曾子墨两位主持人，他们是追求良知的主持人，《文涛拍案》和《社会能见度》是追求良知的节目。也许，对“良知”这个词，许多人已经感到陌生和遥远了。但作为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究社会责任的媒体，“凤凰卫视”应该帮助人们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纵然有环境、政策、市场的压力，但是“凤凰”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情感。
星云大师：正如鉴真大师所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为了人间的安乐，人民的福祉，为了世界的和平公理，更当奋斗不懈。只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就能增添无限的力量。
长乐先生：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企业、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其实并非坏事，因为它是保持社会活力和人们实现自我的最大机缘。有时候，冲突越激烈，胜利也越光荣。我们欣赏身处困境仍能微笑的人，欣赏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从反省中激发勇气的人。
星云大师：竞争的行为，就是进步的动力。竞争力不是打倒别人、破坏别人，而是自觉、自发、自动地培养自己的实力，诸如有学问、有修养、有知识、有远见、有心胸。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有国际语言、国际观念，才有国际的竞争力。
过去，国际间都是以武力相互竞争，现在则以经济、文化，甚至以改良农工产品、培养科技专业知识作为竞争目标。比如现在台湾的企业团体，讲究多元化经营、策略联盟、集体创作。有这些觉悟，就能增加竞争力，则未来的发展也就无可限量了。
以无声的觉悟，求有声的事业
星云大师：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追寻涅槃呢?这时我也会反问他，为什么不呢?难道我们的人生足够幸福吗?难道我们的生命足够圆满吗?难道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力不从心的愿望和遗憾吗?
长乐先生：人的生命，从时间上说，只短短百年，质量不高的话，五六十岁就已疾病缠身，所剩时间，不过风烛残年。在空间上，我们这些七尺肉身之躯，“大厦千间，夜眠不过五尺;良田万顷，日食不过几碗”，面对着这样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能不思索，不修悟呢?
星云大师：佛教说人生、世间都是无常的，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根据科学家研究，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时时都在新陈代谢，每七日或七年就是一个周期，尤其七年一次的新陈代谢，能使我们完全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之一，然而一般人不了解无常的真义，因而心生排拒，甚至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长乐先生：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各种冲突交织，各种关系混杂，各种欲望张扬的时代。昙花一现多了，铁树就成了稀罕;急功近利多了，气定神闲就成了坚守。树木、楼房、城市、频道、梦想都在拔地而起、见风生长，都在印证“变是不变”的真理。
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沧桑变化，总有一种情怀是亘古不易的，那就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真诚、友爱、善良、宽容、民主、多元、和平、自由等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变质，因此，于大地它们是根本，于人类它们是灵魂。
星云大师：还有一种价值观是永恒的，那就是美德。人可以没有金钱、名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殷厚的背景，但不能没有美德。什么是美德?诚实、信用、庄重、整洁、礼貌、守时、慈悲、正派、风趣、正义、慷慨、幽默、责任、良心。美德是一种内涵，是一种人格的芬芳，是自然的气质所散发出来的一种高贵的品味，让人心怡，让人向往，让人赞美，让人崇敬。美德要在谦冲中养成，在忍耐中成长。有美德才有人缘，有美德才有名声，有美德必然会有好因好缘。
长乐先生：面对短暂无常的人生，汽车大王福特先生认为，假如我们不能将一生的经验转接到未来，那么此生的工作只是转瞬即逝的徒劳;如果世界的文化宝藏不能留传给后世，那么，这个世界哪里还有历史可言。
星云大师：知识的获取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知识的传承也很重要，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给人，在佛教里称作“法布施”，这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还能开发人类的智慧，利益更多人，实在是功德无量。现在各行各业也都讲求经验传承，以培育新一代优秀人才来延续事业的发展。不吝于传授知识的人，会在历史上留下功德。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长乐先生：
小时候我读俄罗斯的《船长与大尉》，里面有两句话一直记忆犹新：一句是“探求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另一句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出类拔萃不见得就是出人头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因梦想而实干。动物只为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所激动，而人，却懂得为遥远的星辰——那毫无功利主义的光线所激动。“凤凰”十年，还只是蚕蛹破茧，未来远在凤凰涅槃。
星云大师：人生不能没有梦想，人总希望自己能“美梦成真”。莱特兄弟飞机升天，富兰克林发现电力，乃至近代的品种改良、山河改道、登陆月球等，都是人类的梦想，现在不都一一梦想成真了吗?我本人连小学都没有进过，但现在凭发心创办了数所大学;我本来是一个到处挂单的行脚僧，现在也能在全世界创建几所丛林寺院。因此，一个人只要有发心、有悲愿，还怕不能成功吗?
传说鸟窠禅师在一棵枝叶茂盛、盘屈如盖的松树上栖止修行，好像小鸟在树上筑巢一样。时常有人来请教佛法。
有一天，大文豪白居易来到树下拜访禅师，抬头一望，道：“禅师住在树上，太危险了。”
禅师答曰：“太守，你的处境才危险。”
白居易不以为然：“下官是当朝重要官员，有什么危险呢?”
禅师说：“薪火相交，纵性不停，怎能说不危险呢?
白居易领悟到他是指官场浮沉、勾心斗角，转个话题又问道：“如何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白居易听了很失望，说：“这是三岁孩儿也知道的道理”。
禅师道：“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顿时悟道。后来，白居易又以偈语请教禅师：“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师也以偈回答：“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人生如幻如化，短暂如朝露。然而，如果你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体悟到“无生”的道理，认识到“动静一如”、“生死一体”、“有无一般”、“来去一致”的人生真谛，放宽胸怀，空出心智，合于自然，从而超越智勇奇巧，超越悲喜荣辱，超越沉浮生灭，超越时间“去”、“来”的限制，那么，你的人生将会于无尽的空间中绵延而去，直至进入生命本真永恒的圆满之境。
长乐先生：毛姆说过，假如你非最好的不要，十之八九能如愿以偿。这可能是我们做事的因，也是成事的果。我很喜欢大师题过的两句古诗，它也像一副对联，可包容下“包容”的禅意，那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