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我想，如果比尔愿意，他可以先向我陈述下我们要讨论的观点的要点。

　　比尔•盖茨：嗯，它不太容易说清楚。我完全信奉，市场是驱动创新的强大力量。但是你会落入一种困境，即市场力量总是追逐利润，因此市场难以满足穷人的需求。然后，既然市场之手不再照顾他们，你怎么去帮助那些穷人，满足穷人的需求呢？我的意思是，当我把过去数百年看成一个证明市场有多好的实验时，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它属于那些过于明显以至于人们都懒得再同你讨论的事实之一。就像这本关于爱德华•泰勒(注：科学家，氢弹之父和星球大战计划的首位拥护者，曼哈顿计划的早期参与者)的书里说的，泰勒说，如果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你就会去尝试一些疯狂的分享游戏。正是创新和做大蛋糕的活动让泰勒对资本主义的成就感到舒心。我认为这已被证实。

　　某些人可能会把“创新资本(0.17,0.01,7.60%)主义”理解为“OK，比尔•盖茨说你应该为最穷的二十亿人服务，忘记利润”。这不是我想表达的，但是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含糊，即你究竟愿意放弃多少。1%的利润吗？2%？或者3%？扮演矛盾角色的人都不擅长清晰化思考。我的意思是，为了公司社会责任你应该放弃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家不会愿意把答案数字化，因为大家认为利润和社会责任这两个目标很矛盾。

　　在全球大公司身上我能更好的理解如何去做：制药公司、银行、技术公司和食品公司。从穷人世界采购，供给穷人世界，让科学家和创新者聚在一起思考穷人世界。这样想我会更清晰，接下来我会问：“好的，然后如何具体化？”。我会想：好的，如果所有公司都像做得最好的那些公司那样做，穷人世界的发展速度会非常快。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我会更了解这些议题。因为我回到盖茨基金会后，我会见制药公司的首脑人物，食品公司的首脑人物……我会见很多这样的公司，我会试着去弄清楚，他们是否认同雇佣穷人对自己有好处，他们是否认同公司声望和寻找长期市场对他们有好处，我会弄清楚究竟这种行为的反应或者说回报能有多具体。

　　沃伦•巴菲特：比尔这么说时，我突然想到，如果你不相信政府能把很多事情做好——商业永远不相信这点，富人也永远不会相信——同时，社会的荣誉机制在鼓励更多人行动时也作用有限，那么此事就很费力。我突然想，如果把3%的公司所得税或者类似的收入全部捐赠给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由数家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司管理，用于明智的社会长远利益，这会怎样？这个群体——他们认为自己能比政府更好的解决问题——可以介入教育、卫生等政府扮演重要角色领域。可以通过让公司捐献3%的利润等方式来支持基金运转。艾斯•格伦伯格(注：贝尔斯登前任首席执行官，已年过八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重新回到被收购的贝尔斯登工作)曾经坚持所有贝尔斯登的高管都要捐献4%的收入给慈善团体，每年的12月，他都轮流游说那些还没有捐出自己的4%的人。他对犹太人说，他将迫使他们在年底把不足4%的钱捐给天主教慈善团体；他对天主教徒说，他们将被迫在年底把不足的钱捐给犹太教慈善团体。就这样，你选吧。比如说，拿出3%的公司收入。这可能是300亿美元，让我们不去算那些小公司。在市场体系不能做到的地方，这些行为会是对看不见的手的补充。它会是作用于社会的，以商业方式行事的第二只手。想想看这样的系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会非常有趣。

　　比尔•盖茨：你可能还想说，公司如果愿意投入他们最好的创新人员也行，他们的人力成本可以计作投入。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你需要拿出更多现金。这项事业有了创新人员之后，有的公司可能愿意拿出4%或者5%的利润。如果我们对制药公司说：“研究生产疟疾疫苗吧”，指望他们自己掏钱去做根本不现实。你会从大制药公司那里得到这样一个离奇的回答：“我们不为穷人生产这种药。如果我们做了，我们也是完全捐献。”——我很少公开提及此事，但私下我说了很多次。与此同时，你发现那些制作这些药的制药公司正面临信任危机，因为它们要求穷人支付制作这些药的成本。这时候其他公司就以占据道德至高点的口吻说了：“嗯，我们刚巧不生产这种药。如果我们生产了，我们可不会像那些混蛋一样，还要为此收费。”

　　沃伦•巴菲特：市场体系总是倾向于照顾富人的医疗需求。如果一个老富人要跟一个年轻姑娘约会，你可以卖给他万艾可，还能从中赚钱。市场体系会让这项研究取得相应回报。但对仅是穷人世界特有的一些疾病进行研究，市场就不会给予这些研究行为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