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98年写过一篇文章---“问题丛中的中国企业”---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推动中国营销进程的100篇经典文章”。
实事求是地说,那篇文章的思考十分粗糙,但是,在那个时间思考那些问题,今天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中国社会,由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由于人口众多,由于起点太低,由于老百姓太省事,同时,更加重要的是,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况,总体向好,所以,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问题,无论其多么尖锐,多么严重,总能被消化掉。
但应该相信,我们不可能总是运气那么好。应该回头看看了。
总的来说,我们三十年的经济,是“打工经济”:
农民进城,成为各类企业的打工者。他们一方面支撑了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微薄的工资,也支撑了微利的或暴利的企业的利润;
各类找不到“铁饭碗”的大中专毕业生,事实上也沦为打工者阶层。他们则支撑了各类企业,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尽管他们属于知识型人才,但他们与农民工拥有共同的属性:未来没有任何保证。
“打工”阶层的广泛存在,也属于中国特色。
尽管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打工”一般会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工资低,而且没有增长机制;
第二,计件制。别小看这个计件制。它用合法的外衣---多劳多得---掩盖了劳动时间无休止的延长;
第三,没有保障。打工者的生老病死,均与企业无关。别说什么养老问题,只要生病,甚至生育,均可以被企业一脚踢开。
这种情形,简直是资本的天堂:雇工又年轻力壮,又价格低廉,又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的负担。
早期,这种情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打工者基本上由“真正的农民”组成。他们出来打工挣的是份“额外”的收入。打工尽管辛苦,尽管是被“盘剥”,但他们的境遇会因此而得到改善。他们并不关心外部世界如何对待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融入。因此,他们是“心存感激”地外出打工的,并且“辛苦并快乐着”。
我们不妨将他们称为“第一代打工者”。
慢慢地,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代打工者,无论是直接来自农村的,或者是经过大学洗礼的,他们的根并没有扎在农村。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希望在城市安居乐业。
很快,他们发现自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企业压根就没有打算给他们未来,社会也没有把他们“计划进来”。他们根本就是一批“擅自闯入者”: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没有资格办理身份证只能办理居住证、孩子不能入学,那点收入更不可能买得起房子。家里有房,他们不愿意回去,想留在城里,又很难获取基本的生存条件。
父母已经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能力自立。至于社会,东莞不是给出了“解决方案”?批评东莞是“最无情的城市”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因此,从社会环境上,他们已经成为“弃儿”。
即使是今天不出问题,那么,附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庞大的群体,也会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难以承受之痛。问题是,随着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未来,问题会越出越多,越来越严重。心理疾病漫延,莫明其妙的凶杀和刑事案件增多。深圳公安局为什么会提出只要三个月没有工作,就必须遣散?原因很简单,在那么个高消费的城市里,一旦没有收入,那么,天使也会变成魔鬼。
社会要么让他们在户口所在地,安居乐业;要么,你就得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安居乐业。否则,你只盘剥他们,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寄希望于他们“自觉地”、“理性地”安排自己的未来,那么,结局肯定是,早期打工者痛苦,后期社会痛苦。
这非常麻烦。落后地区各级政府不为自己的“子民”想办法,找出路,而是“理直气壮”,看似负责地“输出劳务”,事实上是在输出责任和问题。发达地区的政府又表面上拿出积极的态度吸收农民工,但却不承担任何长远责任。局部看,这样似乎十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全局看,却是总体不负责任。属于典型的“合成谬误”。
不要认为这种状况短期伤害的是打工者,长期伤害的是社会。
实际上,不需要太长时间,企业也是受害者。不需要多论证,如果除了工资,企业不对员工承担其它责任,员工怎么可能忠诚于企业呢?越来越多的人会思考这么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我的未来怎么办?当员工考虑自己的未来,企业却给不出答案时,员工会怎么办?
本质上,打工经济就是暂时经济。
当前,我国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众,都是打工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可持续的?
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全面崩溃,如果不是短期行为猖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怪事?
美国逼着中国扩大内需,逼着中国强化社会保障,逼着中国解决分配不公,如果不是政府短期行为严重,怎么会轮到美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如果仅仅满足于物质方面,派生出的问题,甚至会远远高于贫穷。
我越来越相信,中国出问题,不会出在经济问题上,更大的可能是出在社会问题上。
在稳定的基础上,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能够最终得到解决,而一旦出现社会动荡,那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用什么力量才能加以控制呢?
新劳动法的颁布,表明政府下决心开始解决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问题,可是,外企逃跑与用工下降,尤其是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使得新法的执行无疾而终。但这是铁律:不愿意承受短期压力,就不足以解决长远问题。
种种迹象和动作表明,政府已经关注到存在的危机,推进的速度和效果,关键在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