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图片来源：资料图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责任在谁？恐怕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有关系的，博主注）。”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大学扩招好像也是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发生的）。”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是否也存在哈日倾向？汶川地震已经不算小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来源：凤凰周刊 文中涉及朱镕基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视频整理）

 

       短评：

      对于朱镕基总理，我始终是充满敬仰的。

      对于“清华谈话”，原先从网络上看到一部分。并且在一篇博客中曾有微词，认为“不说也罢”。后来受到网友批评，我就删除了。

      通篇看完清华谈话，我更觉遗憾---这篇谈话更像愤青。

      历史，是历史写的。

      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在革命。

      毛泽东对文化在革命心中也没有数。几次要求复出的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革做个定论，调子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不干，明确拒绝：不适合做这项工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某种意义上，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与此是有关系的。

      邓小平最终否定了文化在革命，但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

      朱先生也许没有必要为自己做什么辩护。公道自在人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自己所做的事有信心就好。事实上，从舆论上，对朱先生一直是一边倒地好评如云的。

      对朱先生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比在清华放话更好的发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