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一首歌，不知是不是同唱的，唱道：如果我是梁山伯/一定放过祝英台/让她和别人去相爱/生个漂亮的小孩/如果我是梁山伯/一定把爱藏起来/在故事开始前离开/我一个人去伤怀……
       歌里梁山伯对祝英台的这个爱法，用《叶隐》的话来说，那就是“忍恋”，把爱藏起来，隐忍地爱恋。
     《叶隐》，也叫作《叶隐闻书》，被好些日本人奉为武士道经典。书成于我大清康熙年间，但翻译捉弄人，一本古书迻译为我们的现代语言，仿佛内容也现代化，像“刺身”一样新鲜。距今300年前的日本，德川将军家独掌大权，天皇靠边站，各地藩主也不敢乱说乱动，世间已太平半个世纪。藩国有二三百个，佐贺还不算太小。佐贺藩有一个藩士（藩的武士）叫山本朝常，随侍第二代藩主。初代藩主死的时候有28名藩士殉死，但二世厌恶这陋习，德川幕府也明令禁止，所以朝常只能喟叹生不逢时，主子死后便剃去武士标志性头发，到郊外结庵隐居。10年后，做文书工作的藩士田代阵基受处分闲居，无所事事，找到这位老前辈，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整理，攒成了《叶隐》。
       明治时代之前的江户时代（大致为公元1603－1867）人分四等，士农工商，以武士为首。武士不是侠，而是忠于主子的军士，其他三民未必致以崇敬，民间打油诗（川柳）很爱拿他们开涮。武士的根本道德是儒教，《叶隐》属于武士道的异端。山本朝常要说的是不知死，焉知生，而生的全部内容就是为藩主尽忠，效犬马之劳。关于死，他并不求真知，不在乎看透不看透，只是把死当作尽忠的终极表现而已。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视死如归，话都说得比他更明白。“所谓武士道，即发现死”，这是后世让《叶隐》大出风头的一句话，但当时大家好不容易过上消停日子，鼓动去找死，当然招人嫌，所以连佐贺藩校（从武治转向文治，藩培养藩士子弟的学校）也不把《叶隐》当课本。像《叹异抄》等古籍一样，此书是近代以后被捧为经典的。1905年日本打败帝俄，举国好战，有人抄录一部分付梓，《叶隐》这才首度面世。印本也呈献乃木希典，这位陆军大将后来为明治天皇殉死。自1937年，《叶隐》“大为流行，被社会强制为必读之书”（三岛由纪夫语），特攻队（敢死队）读了，以死为目的，有如樱花开就是为了落，纷纷断送年轻轻的性命。战后，这本“丑恶的、本该忘掉的、肮脏的书”（三岛由纪夫语）被丢进垃圾堆，到了1967年，日本基本上实现超英赶美的百年心愿，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把它捡回来，写了本《叶隐入门》。他“入门”三年后剖腹自杀，而始作俑的《叶隐》热以至于今，并借着他的文学大旗走向世界。不过，这股热始终是读书界的鼓噪，并不曾形成社会风潮，所以近年自杀率飙升，却没见有死得那么“叶隐”的。
       三岛由纪夫说，山本朝常活在太平之世，年轻人都想当娘们儿，萎靡不振，他说了有勇气的话。三岛也要说有勇气的话，做有勇气的事。他当然不可能误读，而是把死更往死里说，也比朝常说得浪漫。其实，《叶隐》论武士的修养，更多的是讲怎么活，乃至剃头抹粉，不厌其烦地教说封建的主从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做法。他给这种关系找了一个伦理支撑，即“忍恋”，这“忍恋”而且是恋的极致。日本自许为“神国”却没有神学，古典文学有各式各样的恋爱故事，但日本没有恋爱论，以致《叶隐》简直是唯一从理论上阐说恋爱的书。
      不过，朝常所说的恋不是男女之恋，而是同性恋。战国时代尚武，武士嫌恶女性，尤好男色，特别是主仆之间。对于这种事，日本向来很宽松，只是因殉情或夺爱，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德川幕府也下过禁令，但收效甚微，明治以后受基督教影响，才视为变态，立法管制。主子随意恋奴仆，倘若奴仆恋上了主子，那恐怕就只好忍，单相思，“我对你的爱只有我明白”，用所谓忠来表现和报答。这样，殉死也相当于情死。《叶隐》的年代，忠的是藩主，并没有忠于天皇的意思，这曾教借以树立天皇崇拜者为难。三岛毕竟更聪明，说:对女人或男色的爱如果纯一无垢，则完全等同对主君的忠，进而构成天皇崇拜的感情基础。
       记得几年前看市川猿之助演歌舞伎《新三国》，莫非他和他的观众难以理解关羽对刘备的那份死心塌地，居然把刘备改为女性，呕呕哑哑，两人的关系变成了男女之恋，并相期来世。兄弟变为主仆，义变为忠，或许拿“忍恋”来解释正合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恋也始于兄弟之情。
       对《叶隐入门》嗤之以鼻，否定《叶隐》，日本也大有人在，甚而斥之为老人的胡说八道。

作者系知名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