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中国哲学管理思想：道家之道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也是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秦汉以前并无“道家”这一名称，汉魏之后才将先秦老子学派和庄子学派合称为道家，并一直沿袭下来。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

传统的观点认为，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庄子前或同时，杨朱的“全性葆真”说，宋钘、尹文的“情欲寡浅”说，彭蒙、田骈、慎到的“去知去己”说，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杨朱的思想，既反对儒家，又反对墨家，以“为我”、“贵己”、“重生”之说显于当世,孟子承认他的影响，并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视他和墨子具有同等地位。

道家学说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最初涵义是“道路”，后逐渐发展为道理、法则、规律，然后再次演变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道”与具体事物的“器”相对，《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而，“道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是指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历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中心问题。“道”还指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如《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老子是一位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颇多争议的思想家，他曾长期在周朝做官，后来看到周朝的腐败而脱离政治隐居山林。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代不详，甚至《老子》一书是否为他亲作，历来有争议。老子曾任周朝负责藏书的史官，比孔子年长，学识渊博，孔子曾向他问礼。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老子》书中有菲薄仁义的言论，如《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又《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富孝慈。”这些文句以“仁义”并举，在时间上不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春秋时期，孔子未尝以“仁义”并举。所以这些文句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聃所说。[1]

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指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似乎道家与儒家本身就是对立的。2000多年来，大多数学者对司马迁这个论断都是赞同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为人们研究老子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正像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今本《老子》中存在着大量批驳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容。而在竹简《老子》中，则几乎看不到直接抨击儒家仁义思想的言论。

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通过比较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竹简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后认为，从简本《老子》所反映的老子思想来看，其中没有与儒家针锋相对的言论，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说老子本人是排斥儒家的仁义等伦理观念的。简本《老子》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离老子生活的时代最近的版本，因此也就更能真实地反映老子思想的原貌。与后代学者们的判断不同，早期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并不是针对对方的观点而提出来的，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只不过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济世之方。而今本《老子》中那些猛烈抨击儒家思想的言论，极有可能是在后来的学术争鸣过程中，由道家的传人加进去的。关于《老子》一书的主旨，罗国杰先生认为，它是一部有关人生哲学特别是有关人在社会上如何处事的一种处世哲学的书。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既是一种政治思想，更是一种人生的处世哲学，实际上，老子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的。[2]

老子认为，人们用了很多精力去做某些事情，但往往快到成功的时候却失败了。圣人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主张“无为”。“无为”是“道”之常，是“道”作为宇宙最高法则的基本规定。因此，“无为”就是无意于为，没有自己的目的和追求。而人能“无为”，就是法“道”而有所得。因此，圣人的欲望就是“不欲”，圣人的学问就是“不学”，圣人的作为就是“无为”。圣人随着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去有所作为，所以圣人才不会犯那些众人易犯的“有为”之错。

老子不仅把“无为”当做一种处世哲学，也把它视为人们能够获得事物成功的方法。所以他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四十八章》）其意是说，不但取天下要“无为”，就是管理天下也要“无为”。在老子看来，“无为”并不是不讲功利，相反，“无为”才是达到功利的重要手段，“无为”也就是最大的“为”。在老子看来，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道”之所以能生养和主宰万物，并不是它善于驾驭万物，有所作为，而是让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变化。正是因为它的自然无为，所以它才有化育万物的巨大力量。

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老子把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音与声、前与后看作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事物正是在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的矛盾又都是相反相成的，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是有统一性的。

并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二十二章》）意思是说，委曲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洼反能充盈，陈旧反能变新，少取反有获得，多智反而迷惑。在这里，老子看到了，没有“曲”也就没有“全”，没有“枉”也就没有“直”，没有“洼”也就没有“盈”，没有“敝”也就没有“新”，这些对立的方面都是互为存在的前提。

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老子认为要达到某种积极的结果，先要从它的对立方面做起。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六十三章》）意思是说，如果要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就要先从容易的做起；要做一件大事，就要先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开始于细微之事。因此，圣人始终不做大事，所以才能完成大事。

老子、庄子虽合称为道家，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在老子那里，“道”具有两方面的含义，老子首先把“道”作为最高的形上范畴，作为万物产生的根源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进而，老子又将之推衍至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规律，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当效法“道”之“无为”，进而达到“无为而治”。就是说，社会人事的发展变化，要按照其自身发展之“道”，顺其自然，避免过多的人为操作。

庄子对自然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道”的思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这就是说，天地是有形体中最大的，阴阳是气体中最大的，而“道”却是贯通一切的。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老子“道”的思想，他也强调“道”的“自然无为”、“浑沌无形”的特征，把“道”作为先天的原始存在，也视为化生天地万物的精神本体。同时，庄子还将“道”视作人生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通过“体道”、“得道”或“达道”，实现“逍遥游”的“至人、神人、圣人”的最高人生境界。

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复归于婴儿的道德思想，到庄子的超脱义利、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都说明道家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道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尊严。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

在老子看来，应该拒绝一切外在诱惑，回避一切义利矛盾，回归人的素朴无欲的自然本性，这样反而可以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种种不幸中拯救出来，超越一切现实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宁静致远、物我为一、自适逍遥的精神境界。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很难达到“逍遥游”这样放达自任的自由境界，因此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就是说，要顺应人生之势，天地大美是一种无是非、无差异的齐一醇和之美，天地万物的生息消长相嬗替，开始和终结宛若一环，不见其规律，却达到一种真正的大和之境。

因此，庄子说，人需要摆脱功名、富贵、金钱等诱惑，弃绝一切欲望。“夫富者，苦身疾作，多集财而不尽其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庄子·至乐》））意思是说，富有的人，终日劳苦身体，辛勤工作，积攒了大批钱财而不能完全使用，这对养护身体岂不是有害吗！贵人一天到晚担忧他的功名利禄是否稳妥，同样也对身体十分有害啊。所以说，人谋取过多的钱财，就会成为祸害；过于担忧自己的得失，反而要酿成不幸。人要真正获得快乐，必须清静无为，摆脱一切物质的欲望，世俗的牵累，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高度自由。

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的主张，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而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实际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德鲁克先生提出的“自我管理”具有共通之处，德鲁克先生认为管理的前提是管理好自己。事实上，如果企业或组织都做到了成功的自我管理，如果每个人都能首先管理好自己，都能按照组织的分工尽到自己的职责，就等于让复杂的管理手段与严格的制度规定成为多余。

传统管理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中间是中高层管理者，最下层是员工。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组织架构也必将进行调整，不仅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参与性，更要以客户价值的创造为导向，因此，在新的组织构架中，顾客与员工的地位都将得到极大提升。自我管理并非要取消管理，而是要发挥员工在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每一个人都由被管理的客体转变为管理主体。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这样的命题都是成立的，不需要管理的管理正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家往往置身于激烈的竞争挑战而不能自拔，深陷于对物质利益的不懈追求和工具理性的无限执著，社会越来越把物质财富的多少视为价值衡量标准，企业主们由于过分追逐金钱所带来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包括人类越来越多的对自然环境无尽的索取，对地球过度的破坏，最终都必将成为人类自身的灾难。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考，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德内拉·梅多斯等警告人们：“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将对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物质扩张感兴趣。它把物质增长视为一个可考虑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永久的使命。它既不追求增长也不反对增长，而是开始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增长和增长的不同目的。这一社会甚至可能会合理接受有目的负增长理念，缓解过度需求，以回到极限之下，在全面核算自然和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停止做那些实际成本高于所获价值的事情。”[3]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会长奥锐里欧·贝恰博士就开始不断向各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呼吁“人类的危机”。在《人与自然》这篇论文中，贝恰博士指出：“现代人引以为极大骄傲的这种文明，使得人自己崇拜偶像，同时颂扬人对整个地球的统治——虽然还没有达到整个宇宙的程度。不仅如此，它事实上承认人为了坚持其卓越性而做的任何事情，同时还企图把人为达到其目的而选择的任何手段合理化。应当引导人去遵守各种基于精神的、伦理的、道义的美德和整个价值体系的崇高原则。这在理论上确实是可以承认的。”[4]

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谈到经营企业时曾指出，“知止”这两个字最为重要。他说自己从12岁就开始投身社会，到22岁创业时就已经过了10年非常苦的日子，而今已工作60多年了。他在香港看过有些人成功得容易，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企业家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承受着各种压力，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相关分析报告指出，2005～2009年这4年时间，就有超过八成的中国企业家认为自己承受了很大或较大压力，其幸福感呈逐年下降趋势。

另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企业家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企业家们的身心健康却长期处于相对恶劣的状况，七成企业家存在心理亚健康隐疾，狂妄、自大、多疑成为企业家们再发展的三大阻力。由中国企业家健康指数研究中心历时一年调研、采样、建模，并最终出版的《中国企业家健康白皮书》表明：中国企业家七成人心理呈亚健康。因此，“减压”成为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企业家被害案件、企业家自杀事件都呈逐年增多趋势，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状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具放达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当数王石。作为万科地产的董事局主席，近年来，王石不断抛出房地产“拐点论”，每一次都在市场激起波澜。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中国第一代创业家和企业家，王石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企业界“教父”级的重量人物，以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地产市场的敏感神经。

在公众的视野中，王石不仅是一位地产大亨，更是一位探险家，特别是他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在很多人看来，王石的登山、滑翔、航海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商业作秀和炒作行为。显然，在经历了每一次艰难的攀登、冒险及挑战生命极限的考验之后，王石获得了心灵启迪、超凡体验与无穷力量，没有相同经历的企业家是无法获得的。对那些足不出户的普罗大众来说，王石的举动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神话般的奢侈幻梦。

当然，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他们的企业状态还达不到万科的境界。特别是在职业经理人制度善不成熟以及职业经理人普遍缺位，公司治理结构及现代企业制度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暂时还很难出现更多像王石一样的“甩手掌柜”。但是，在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间如何做好平衡，在财富追获取与身心健康之间如何正确对待，这是每一位企业家都亟待重视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踏遍名山大川、挑战生命极限之后，对企业家精神、企业财富、企业目的、企业伦理等的认识，王石愈加显示出他举重若轻的精神气度。实际上，深置于王石心灵深处的自由放达、逍遥自适、崇善自然的精神，正是他的管理思想进入更高境界的象征，也是万科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毫无疑义，企业立道境界是自身境界管理的一次重大突破，从立德境界上升到立道境界，是企业在经营思想与管理模式上的又一次崇高跨越，是实现卓越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企业发展真正与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融为一体，是天道、人道、企道（经营之道）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共生。将中国道家哲学与西方伦理管理有机结合，是管理思想发展到21世纪人类对于自身文明历史的一次理性回溯与创新融合，这既有利于人类重新认识社会的物质生产与人的精神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有利于缓解全球化时代残酷的资源争夺、激烈的市场竞争、过度的环境破坏所引发的尖锐复杂的矛盾。

因此，在新的竞争环境下，针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和市场经济实践，有选择性地、科学地、辩证地将中国哲学管理思想老庄之道与西方科学管理模式伦理管理有机结合，将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企业家精神境界获得更高提升的重要的战略路径与落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