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即圣人，指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和思想造诣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圣人的界定常常出现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谓之“圣人”，其次是“仁人”。老子也以“圣人”为最高人格境界，庄子则提出了“至人”，加之于“圣人”之上。关于圣人，子贡曾与孔子对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圣人高于仁人，“仁者爱人”，能爱人即可谓仁人。仁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至于圣，即便是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可见，圣人的境界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因此，圣人也就成了儒家对于自身理想人格的最高追求。虽然诸子百家各有自己所尊奉的圣人，但儒家认定的圣人受到普遍公认，包括伏羲、黄帝、炎帝、尧、舜、禹、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伊尹、柳下惠、孔子、孟子、子思、曾子等。在先秦时期，墨家弟子也奉墨子为圣人。

道圣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称之为“圣人”。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想人格既不同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也有别于佛教的出世哲学，而是一种企图超越世俗社会的悠世人格。所谓“游于方之外”，“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圣人无名”是指圣人不以追求仁义道德之名和权势地位作为人生的要义，表现出庄子对功名利禄的极大轻蔑。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理想人格中，进则儒家，退则道家，两种理想人格与生命境界都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圣人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尤其是在儒家的眼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以“德”为中心的，孔子有一段讲述自己立德境界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孔子修炼成圣的准备阶段；“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指孔子成为圣人之后的道德境界。

孔子提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以“修己”为出发点，由“修己”推广到“安人、安百姓”，把修己之“内圣”与安人、安百姓之“外王”有机地结合起来。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家、国、天下”之本在“身”的思想，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礼记·大学》把“内圣外王”进一步具体化，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意是说，想要把自己光明德性昭明于天下的人，首先一定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国，先要治家，想要治家，先要修身……这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这也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然而，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孟子的进退自如的态度：“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因此，“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达观态度相互结合，就成了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在孔子看来，“仁”是人的本质，是修己爱人的自觉；而“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是评判事物的价值尺度。“仁”、“义”、“礼”是一个整体，孔子认为，“义”为最高原则，一个人是否达“仁”，是否知“礼”，都是由是否知“义”来决定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就会变得残忍；如果不知“礼”，就会变得野蛮；如果没有“义”，就没有处事原则，轻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重则犯上乱下，颠倒秩序，破坏社会的安定和谐。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这句话表明他对圣人的观点，即圣人是道德伦理最为完美的人。《孟子·公孙丑上》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学而不厌而教而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儒家看来，“圣人”这一理性人格，除了道德修养以外，对事物高度的认识能力——智，即智慧、聪明，也是抵达圣人境界的重要象征。所谓“智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孟子把“智”与仁、义、礼并列为人之“四德”，指出“人之有德、慧、术、智”(《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同情心，并把道德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春秋至战国所出现的百家争鸣作了历史的总结，通过批判继承的方法，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片面性加以纠正，对儒、墨、法、道等百家之长加以吸取，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在荀子看来，“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表现了他主张礼法并用的辩证思想，只有遵守规章制度，依法行事, 体察民情，辅佐君子，才可能最终成为圣人。

圣者、圣人、圣贤，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道德修养与人生境界达到最高修为的概括与尊称。人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最能动的核心要素与战略资源。企业人，特别是企业主的道德修养与境界修炼的高低不仅决定着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格局与市场地位。

相对于西方及美国式管理更注重制度与科学的传统，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更强调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其管理思维的核心不是科学而是哲学。中国的企业主们都有一种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与生俱来的权威意识，认为人的权威高于一切，因此，在传统文化中连“神”都是人格化的，是人神合一。中国人认为一切都可以变通，即便是制度也一样从属于人，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因此，中国人普遍缺乏制度意识与契约精神，认为德治重于刑治，人治大于法制，人可以建立，也可以废除一切条条框框，推倒一切物质束缚。这种思维模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其影响之深远超越了其他意识形态。

辩证地看，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儒家文化中过分强调“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儒家的思想体系把“智”归为“德”的附庸，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到了西汉，董仲舒所提出了“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把“智”纳入“德”的范畴，在更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束缚了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修炼和发展。儒家对于圣人的评价标准即“内圣外王”，其核心是以“德”、“仁爱”、“中庸”等思想为基础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对商品经济的鄙薄影响极大，直到今天，中国文人学子的价值观多以“学而优则仕”为主流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对于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需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合理取舍。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全集》中把哲学视为成圣之学，其最大的功用，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然而，使人成为圣人的修养方法包含着哲学而不完全等于哲学。哲学只是这种修养方法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觉解。人对于宇宙人生有了觉解，也就是提高了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哲学十分注重人的精神境界,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家,都没有清楚地把精神境界分为四个阶段，冯友兰先生则根据人的觉解程度，将精神境界分为四个逐层提升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中国古代文化常将“圣”用来尊称某一领域的最高成就者，因此，圣人并非先秦诸子百家的专有名词，也不是只有诸子百家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诸子百家关于圣人的道德标准与人生境界的诸多论述，包括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都是一道崇高的人生标杆而深为后人所景仰。如称老子为道圣、孔子为儒圣、曾子为宗圣、孟子为亚圣、颜回为复圣、墨子为墨圣、韩非为法圣、张衡为科圣、范蠡为商圣、杜康为酒圣、司马迁为史圣、张仲景为医圣、孙思邈为药圣、孙武为兵圣、裴旻为剑圣、张良为谋圣、诸葛亮为智圣、关羽为武圣、李龟年为乐圣、黄龙士为棋圣、王羲之为书圣、吴道子为画圣、许慎为字圣、韩愈为文圣、杜甫为诗圣、苏轼为词圣、关汉卿为曲圣等。

两千多年来，这些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圣贤文化总在激励着后人去追求人生理想中崇高的精神境界，于是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自己尊奉的圣者，以致现代企业也常常借用传统文化的人才观来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源，塑造自己的领导团队。比如“企业四才”论就把企业的人才分成圣才、贤才、能才、庸才，于是就有了“圣者居上、贤者居侧、能者居中、平者居下”的人力资源架构，这也是对传统文化人才观念的发挥和延伸。

自古以来中国重农轻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更使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中均以“士、农、工、商”为价值排序，士为首，商为末，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却没有得到历史的充分尊重与肯定。但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汉初以前，人们对商人并没有这么歧视，所以范蠡能被载入《史记》之中。

范蠡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范蠡认为，天时、气节随着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国势的盛衰也在不断变化。认为商品贵贱及物价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等经济思想，对今天也有很大的现实价值。同时，范蠡功成名就而急流勇退，为官场中人树立了一个既能入朝建功，又能下野善终的典范。他辞官经商三聚三散，为后世的商人们树立了一个既能迅速创富又能超越财富的榜样而被后代商人尊为“商圣”。

在中国商界，自古以来就有“财神”、“商圣”之说，而日本则称为“经营之神”、“经营之圣”。著名实业家松下幸之助就被称为“经营之神”，而稻盛和夫则被称为“经营之圣”，他不仅得到了世界的尊重，更引起了中国企业界和学界的重视。

迄今为止，稻盛和夫是日本“经营四圣”中唯一健在的商业大师，作为两大世界级企业的创办者，他在50年的时间内亲身实践，创立了自己独到的经营哲学。稻盛和夫认为企业最重要的在于三个要素：专业人才、金钱、技术，只要有这三项要素，就有经营。在这三者之中，人才最为重要。对人才的重视及其人才所具有的巨大潜能源于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亲身经历和经营实践，他坚信只要能将具有一颗朴素、开朗之心的人才齐聚一堂，让大家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业。

稻盛和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著名企业家之一，他笃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散财，行之有道。”并认为“这是利他之心的回报，为对方着想似乎伤害了自己利益，但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在50多年的经营实践中，稻盛和夫所亲身经历的经济周期有很多回，但是他总能凭借自己的胆识和远见使企业在逆势中不断成长。

稻盛和夫痛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以选择聪明才辩型的人做领导为潮流，忽略了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导致近年来政界、商界丑闻频发。他建议领导者的选拔标准是德要高于才，也就是居人上者，人格第一，勇气第二，能力第三。他指出，无论什么工作，只要全力以赴去做就能产生很大的成就感和自信心，而且会产生向下一个目标挑战的积极性。多年来，稻盛和夫正是以自己对事业的绝对专著和对人才的选拔标准而成就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

在西方管理学大行其道之时，稻盛和夫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东方之路，他以自己辉煌的实践证明了他的东方式管理思想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大智慧。这既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国的儒家文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墨家文化，从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与管理实践我们甚至看到了这两种思想的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