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企业主境界修炼目标：思想家

思想家，是追求真理、发现规律、启迪思想、传承文明的贤达先哲，是超越自我、超越时代、超越学科、超越行业的智慧精英。无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都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或者挺立潮头、引领时代，或者与世疏离、特立独行，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力、人格力、影响力改变着社会及他人。

思想家有积极、入世的，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先哲能洞察幽微、掌握大势，就在于他们比常人具有更加敏锐及深邃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能够穿越历史，链接未来，既能在众说纷纭中和而不同、独领风骚，也能于乱世年代里激扬文字、指点迷津。

思想家也有消极、出世的，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之所以成就了自身，也恰恰在于他们与现实的疏离，他们或者心无尘嚣、清静无为，或者大彻大悟、与世无争，然而，他们却在自己的领域成就斐然。

思想家还有孤独、超前的，思想家可能天生就是时代的叛逆者，他们信奉破旧立新、追求惊世骇俗，也许他们不为时代所容，不为当局所纳，但他们的思想往往可能影响和改变后来的历史。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包括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有思想家诞生。在20世纪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雅斯贝尔斯还跳出了尚以欧洲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框架，将世界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划分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及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三种类型。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属于第二类，而赫拉克利特、斯宾诺莎、老子、龙树菩萨等则属于第三类。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家们通过自身的展现而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永恒的客观形象，他们超越了由他们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他们可以在以后对所有时代都有影响。”[1]

本书的思想家，特指商业思想家。商业思想家是继创业家、企业家、事业家、慈善家之后的又一重境界提升，是企业主境界修炼的第五重目标。尽管绝大多数企业家、事业家，乃至慈善家都难以达到思想家的境界，但是，商业思想家的境界修炼为商界领袖树立了可以终身追求的伟大夙愿与崇高目标，也成为社会有识之士提升自我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也许，一个人通过毕生的努力也无法达到思想家的境界，但对自己、对社会的益处恰恰在于其努力修炼、催人进取、不断超越的过程。就像娇艳的花朵固然令人喜悦，但令人憧憬的则是从胚芽到花蕾的过程，看着新绿的小芽破土而出，看着稚嫩的花蕾慢慢绽放，也许那种景致远比花朵本身更加令人鼓舞。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及其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复杂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和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富裕与贫困等诸多重要问题，尤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日益尖锐的地区矛盾中，中国如何以新的战略思维来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都是值得社会各界思想家们认真思考和积极探讨的重要命题。

埃森哲战略变革研究院教授托马斯· 达文波特在谈到杰克·韦尔奇领导下的GE公司的伟大成就时说：“人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个美誉，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创新精神的商业理念和管理理念，而不是其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韦尔奇领导下的GE公司是一部真正的理念机器。”[2]

的确，回眸近30年来的管理思想史，GE所倡导的很多创新理念，诸如“群策群力”、“无边界”、“迅速、简洁和自信”、“6西格玛”、“数字化”等，它们都是当今商业世界创新思维及方法的结晶。GE公司也正是坚持对这些创新理念与商业思想的不断实践，最终成就了伟大企业。而韦尔奇不仅成为20世纪伟大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当之无愧的商业思想家，他留给商业世界的启示远远超出了这些理念的本身。

所以，商业思想家既是超越了物质、金钱的商界精英，也是超前于他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实际行动去影响时代和他人的商业界的精神领袖。他们把思想力与境界修炼作为自己的快乐享受与人生目标，他们能很好地解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能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作为自己经营实践的最高准则，他们追求顺乎自然、大器天成，往往能够做到胸怀天下、宠辱不惊。

着眼于商业思想家，综观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史，正是这些商业思想家们的努力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今天，无论人们面对充满福祉的生活，还是并非理想的世界，人们总是对这些商业思想家给予由衷的景仰。在美国，如钢铁大王卡内基、铁路大王斯坦福、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金融大王JP摩根、计算机天才比尔·盖茨等；在日本，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京瓷及KDDI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被称为“日本汽车大王”的丰田喜一郎等；包括我国台湾的“塑料大王”王永庆，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影业大王”邵逸夫、“地产大王”李嘉诚等，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商业思想家。

显然，商业思想家是企业主境界修炼的最高目标。财富终要散去，唯有思想永恒，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思想可以转化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研究比尔·盖茨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真正让比尔•盖茨获得世人尊敬的，不仅是微软产品所获得的口碑，以及他对于IT技术的洞察力，而是他对慈善事业的热衷以及对财富的淡泊。比尔•盖茨用长达七年的时间，投入超过300亿美元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事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他的影响下，巴菲特也宣布将其85％的财产——370亿美元，投给盖茨的基金会做慈善事业。

因此，比尔•盖茨两次改变了世界：前一次是以软件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这一次，他拯救了无数生命，也改变了世人对财富的观念。盖茨表示，他计划将自己的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盖茨的好友“股神”巴菲特认为，盖茨要寻找股票市值或盈利之外的新方法来评价他的成就：“他会跟自己的标准竞争。他希望100年后人们回顾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时，说这人做了应做的事。”

美国“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在临终之前曾告诫富人们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比尔•盖茨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他用自己的财富观重新定义了技术和商业的规则。毫无疑义，比尔•盖茨的所作所为正是卓越企业掌门人的典范，也是他自己人生境界从创业家、企业家、事业家、慈善家到思想家的又一次跨越。

索罗斯是全球著名的投资家，也是一位慈善家，他在50岁之前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大师，依靠投资积累了巨大财富，仅仅用了10年时间，他旗下的慈善基金就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之巨。相比公认的投资大师和慈善家这两重身份，索罗斯更渴望被人认为是一位哲学家，即商业思想家。2010年，索罗斯为试图证明自己的哲学家身份又做出了新的努力，他甚至将新书名定为“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他说：“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但这一点似乎没有被多少人真正认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临才被肯定。因为这一理论架构帮助索罗斯既预见了这场危机，又让他在危机最终来到时有能力应付。

尽管并非每一位商业思想家都能像索罗斯那样及时把自己的商业思想形成专著，但他们的经营实践就是他们商业思想的生动体现。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凡是在商业上成功的人，无论他的成功是处于创业家层面的成功，还是已经跃升到思想家层面的成功，其成功都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因为环境因素只是一种外在因素、客观因素、偶然因素，个人因素则是一种内在因素、自我因素、必然因素。一个主观上不想成功的人，不具备自我成功条件的人，无论客观环境和成功机会多么好，他都不可能成功。

反过来，尽管自我具备了成功条件，如果没有外在条件的支持，或者个人的成功条件不能很好地适应外在条件的要求，他也不可能成功。中国传统的说法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在实践中，有了地利、人和，还必须有个天时，所谓“天不助美”，实际上就是说缺乏成功的外在条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人谋好事，天才能成事。

人们还常讲时势造英雄。“时势”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士仁人，就是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必然要求才得以成功的。因此，所有成功者的成功都是顺乎天意、顺乎民意的成功。天是什么？天就是事物运动变化、社会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文革”期间，中国曾有个流行词叫“人定胜天”，通过这些年的拨乱反正以及对它的猛烈批判，人们很少这样说了。实际上，对于“人定胜天”应该辩证地看待，自然规律，人们只能适应它；社会规律，人们却可以掌握它、顺应它，甚至改造它、驾驭它，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还要高喊人定胜天，那就注定要成为失败教科书的一页了。

显然，一个人的主、客观条件，包括个人的愿望、动机、能力、知识、道德修养等，这些都是个人境界的具体内涵，包括个人见识与人生历练的多寡，眼界与事业目标的大小，对经营目标的持之以恒及努力付出等，都是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在根本上决定着事业格局的大小及成功之路的长短。

企业家的个人修为与思想境界不同，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品位层次也就不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境界这一特殊的精神存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力。企业家有高境界，企业才会有大格局，企业有大格局才会有大结局。企业家境界越高，企业就必然走得越远，企业受到社会的关注度、认知度、信赖度、忠诚度就越高，企业家就越能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随着近些年来全球化竞争格局向中国市场的推进，以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市场竞争，社会对企业及企业家们的关注正与日俱增。在国内，一些权威媒体联合政府有关部门，充分发挥正面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氛围，为企业及企业家们的经营业绩与个人成就鼓与呼。一些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则延续它们长期以来的办刊特色和研究视角，将一些重要的舆论手段与模型工具引入中国市场，针对中国企业家进行评比和排名。

如2009年12月《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由12个人组成的年度人物榜，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等10名最受国际尊重的中国内地企业家。该榜单是按照知名度与美誉度、国际化程度、企业规模、股东回报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比和排列的。知名度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内地的企业家在国际坐标和全球背景下所展示出的竞争力、为全球消费者和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持续地创造价值，以及创新的技术、品牌和商业模式，这些是中国企业家值得国际尊敬的重要因素。

作为中国高科技的企业的杰出典范，华为是迄今为止在高科技领域唯一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内地跨国公司，总裁任正非虽然在国际知名度排名中仅名列第八，但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领袖中受到尊敬的程度，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综观华为的发展史，企业的强大首先来自企业家的强大，而企业家的“强大”指的就是思想的强大，只有强大的思想才能战胜强大的市场，战胜强大的困难。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由自己的特殊经历及自身对于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与自我完善造就的。对任正非来说，正是他14年的军旅生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锻造了他对于事业追求的使命感及战胜一切困难的钢铁意志。长期以来，任正非从军队继承的“攻无不克”的精神就是华为企业强大的思想力与执行力的来源。可以说卓越企业来自于卓越的商业思想，卓越企业的背后都矗立着卓越企业家强大的精神支柱。

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所说，卓越并非一种成就，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出类拔萃的进取精神。这一精神掌握了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生命和灵魂，它就无往而不胜。卓越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学习过程，这种精神被企业家所接受并以此为追求目标，他就成为卓越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是商业精神和社会公共道德两者并重的楷模。探讨企业家精神，追寻企业家成功的足迹，将有助于社会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商业强国，从而也诞生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真正缺少的是商业思想家。当然，这和历史上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轻商贱利”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一方面驰骋于商业舞台，另一方面却憧憬着另一种人生归宿。

同样是受过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企业家，在松下幸之助的心中，选择商业就选择了一条为人生共同幸福而奋斗的不归之路。人们可能把松下幸之助视为经营之神，不过，把选择商业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抱负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企业家可以写出一长串。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不论重商主义还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丰厚土壤，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企业家和卓越的商业思想家，正是他们的贡献使人类的物质世界无比丰富，也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加多彩。

只有伟大的商业思想才能催生伟大的商业领袖和思想家。我们相信，经过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的努力，中国注定要诞生一批真正的企业家、慈善家，乃至世界级的商业思想家。

首先，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及在世界商业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商业思想家的诞生造就了充分的市场条件。其次，中国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举措，在文化上重视和引进西方科学思想，教育上重视管理学教育及学科建设，整个社会更加浓厚的商业氛围与人们的重商意识，都为源源不断的人才培养以及更多的人才投身商业实践创造了充分条件。再次，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评价，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管理思想的挖掘，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哲学与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的深度融合，必将催生全球化背景下中西合璧的商业文明，也必将催生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与价值内涵的管理模式。

当下，中国波澜壮阔的企业实践正在呼唤新的商业思想、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的出现。商业思想是企业发展，财富创造的价值理念与灵魂向导。财富创造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道德行为，探究其文化渊源，东西方都有很多精妙之论。一直以来，不断有著作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虽然人们质疑清教徒不是唯一因为信仰坚定而受惠的人，但人们一致认为：无论在任何宗教信仰下，企业家都必须在顾客认同他们之前创造一些“有价值的”财货或劳务。企业家认为某个东西非常珍贵，就应该不惜用一生时间来创造这个产品并与世人分享。“换言之，任何市场上成功的产品或服务，都必须先在创造者身上见证成功，如果顾客相继鼓掌叫好，便证实创业者的眼光与信心，在市场上和道德价值上都获得人们的认同。”“任何企业产品的品质，早先决定于创办人的价值观，后来则决定于整个企业的工作价值观。”[3]

这些都是西方式的管理思想，也是人类商业文明的结晶。而在东方，也同样具有丰富博大的人生信条与商业智慧，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经典，几乎可以放之四海而不朽。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是企业存在的基本前提，而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增值过程中，也将忠实地反映出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则。因此，在任何产品或服务中寻求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价值，应该成为企业家内心深处朴素而神圣的责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更加注重研究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事实上，在企业背后推动财富创造的根本动因和道德价值来自于社会的深层信念和企业文化，然而，长期以来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往往被我们所忽略。

企业经营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以顾客利益和顾客价值为导向，不被消费者认可的产品或服务注定是要失败的。不把消费者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企业终有一天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匆匆退场。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企业与消费者、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人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以致商业思想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既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基石和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财富创造的推动力，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消费者的长期尊重和信赖。面对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消费环境，面对激烈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我们只有认真进行文化反思和价值重建才能最终赢得市场竞争，否则企业就别谈什么基业长青。[4]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真正的商业社会转型，中国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力将越来越大，经过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的努力，造就一批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将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使命。商业正在改变历史，也必将再造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确的商业思想与价值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拓展社会空间，重塑国民精神。

所以，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们不仅应将商业思想家作为自己努力的伟大目标，还要不断用自己的商业思想影响社会和他人。放眼未来，30年、60年，甚至100年，在一个更加开放与文明的商业世界，在一个竞争更加充分与公平的舞台上，一定会有更多人投身市场去谱写自己的商业传奇，也必然会有更多企业家成长为时代的商业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