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中国哲学管理思想：墨家之道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子。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姓墨名翟，鲁国人。他的生卒年代不能确考，大约是战国初年的人，后于孔子。据说墨子本人早年受过儒家的教育，做过大夫，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抛弃了儒家思想。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1]

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比肩。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没有减损其思想价值，其中一些核心思想在全球化竞争的今天反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墨家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战国以后，墨家逐渐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在《墨子·尚贤上》开篇即问：“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接着，墨子自答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证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事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墨家关注国计民生，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法纪井然、民富国治的理想社会。墨家的管理思想不仅对今天的政府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就做到了“仁”，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孔子关于“仁”的基本主张。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要先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普及到民众，再推广到万物；先己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儒家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这是孔子认识到的一种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的“爱有差等”。所以，孔子的“仁”包含“推及”和“差等”两层含义。由于孔子的“仁”是自“孝悌”亲情始，这种自然感情所具有的差等的属性使孔子以及后世儒家所讲的“仁”打上了较深的伦理亲情的烙印。

与先秦儒家“爱有差等”不同，墨家则主张“爱无差等”。“兼爱”之爱是平等之爱，而非差等之爱，这颇为类似西方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之爱。“兼爱”、“非攻”、“尚贤”是墨子的核心思想，它与儒家的观点是对立的。墨家的“兼爱”倡导的是一个超乎血缘亲情之上的最高的道德原则，“兼相爱、交相利”，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他在《墨子·经说下》中点明，“义，利也。”其意是说，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社会才能稳定；反之，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子的道德原则。“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墨子·贵义》），在墨家看来，兴利除害是一切言论行动的准则，但墨子所讲的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国家百姓之利。尽管在封建等级社会和专制体制下, 墨家的道德理想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幻想，但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中下层大众对于平等、和平的渴望。

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结合起来。基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更强调利益往来与公平交易的今天，墨家的义利观，对于明辨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撕掉人与人之间的虚伪面纱，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实际上，在我们大力倡行儒家文化的今天，依然到处充斥着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思想，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包括如何科学地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更有利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是值得我们多加思考的现实问题。

孔子对于“仁”讲了很多，对“义”“利”之辨也讲得很清楚。在孔子看来“推己及人”，就是行“仁”。但是孔子没有解释为什么每个人应该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因而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孟子说，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所有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加以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

墨子提倡“节用”，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反对氏族贵族统治者的奢靡享乐生活。墨子主张“节葬”，反对厚葬，反对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这与儒家的三年守丧是完全对立的。墨子认为，厚葬“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墨子·节葬下》）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就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富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唯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具有直接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墨子·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样，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就能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2]

成中英教授认为，“墨家不但代表理性的功利主义，也代表创新不懈的研发精神，这些都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从现代观点来看，墨子的这种模式代表着工作阶层勤奋不怠的精神，也是台湾经济成功的要素。墨子崇尚节俭，不重享受，这种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固然有所限制，但对资本的聚集确有很大助益，台湾的富足也是因此累积而来。”[3]

据说，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一次从家中出来，正当弯腰欲上车的一刹那，从上衣口袋掉出一枚硬币，不巧的是这枚硬币滚落到路边的窨井盖下面，于是李嘉诚先生让秘书通知专人前来揭开井盖。这个被找来的人小心翼翼地在井下寻找了多时才找到硬币，于是李嘉诚先生就奖励了这个人100元港币。李嘉诚先生这样解释：一枚硬币也是财富，如果你忽视它，它“落井”了，你不去救它，那么慢慢地财神就会离你而去。100元港币则是李嘉诚先生对找来的人的服务的满意，也是这个人该得的报酬。

马克斯·韦伯在解读资本主义精神时说：“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从李嘉诚所信奉的哲学观来看，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它反映了李嘉诚所信奉的墨家的节用与资本主义的节俭精神。一枚硬币虽然币面价值很小，但如果积少成多就会发挥大作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一枚硬币的使用价值与这枚硬币的交换价值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李嘉诚先生等其他一些港台著名企业家，他们虽然身为亿万富翁却长期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李嘉诚还设立了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西方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如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终生过着节俭生活，却把亿万财富捐献给社会，也因而名垂青史。当代全球富豪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也将自己的巨额财富捐献给了社会。他们为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减少落后地区的饥饿与贫困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全世界的富豪们树立了榜样。可以说，港台企业家，西方企业家的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出的正是墨家的“爱无差等”的博爱精神。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视角来阐释墨子的兼爱、尚贤、尚同、节用等治国安邦的思想方略，其中最大的管理特征在于重视远景目标，承担企业责任，珍惜社会人才，厉行勤俭节约。可以说，这涉及到了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营要素与管理方法，包括主张勤俭节约，重视积累与发展，对于企业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与墨家文化相比，儒家文化似乎更具有感召力。然而，在很多时候，社会却恰恰需要，甚至更值得提倡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思想。比如我们的社会始终倡导“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乐于奉献”、“守法经营”、“诚信不欺”等精神信念，可往往却变成了“自私自利”、“先己后人”、“善于索取”、“偷税漏税”、“欺上瞒下”。如果撕掉虚伪的面纱，还原人的本来面目，这些让文明大国不堪蒙羞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精神信条与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性的本质必然发生冲突。重视人的自我本性，满足人的自利要求，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关系，正是在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之间建立契约精神与责任意识的前提。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尽管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但我们却很难改变社会物欲至上、金钱万能、道德伦理江河日下的现状。人们的择友观念、婚姻观念、亲情观念、家庭观念等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价值体系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但是，中国人的良知并不会因为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而泯灭，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也往往焕发在国难当头之时。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使一个东方大国举国同哀。然而，大灾催生大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亿万颗爱心，无数家企业，以排山倒海、气吞万里之势向世界演绎了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这种国民精神的重要特征就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产生于1924年，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之前。不同时代都有杰出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伦理学等层面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亚当·斯密穷毕生之精力撰写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和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此后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肯尼思·阿罗、弗里德曼、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斯、阿玛蒂亚·森等都探讨过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多论及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这一理念：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近年来，美国最大的战略便是将CSR与经营战略相结合，企业在进行赢利性经营的同时造福员工、造福社会，美国还为此研究出关于CSR的认证标准SA8000。可以发现，在财富500强的网站中，CSR处于网站的显要位置，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自发地履行CSR。

在我国，虽然重视CSR的企业越来越多，但社会对CSR仍存在种种误读。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因贫富差距拉大而使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致力于慈善将是一种潜在的社会障碍。可以说，慈善的思想、博爱的思想、大同世界的思想、理想精神，我们几乎一样都不比西方少，为什么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的开放，传统价值却越来越丧失了它的凝聚力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无论古今人们如何评价墨家思想，它却在善与恶的十字路口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重要的路标。正像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我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4]

综上所述，将中国哲学管理思想墨家之道与西方科学管理模式声誉管理相结合，对于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加强声誉管理、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声誉管理要求企业遵守商业伦理、履行社会责任，说到底，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在于要求企业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商业利益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企业与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首先是一种利益纽带关系，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就必须重视声誉管理。而墨家之道的“兼爱”思想、“义利”观念，对于企业建立与新的生产关系及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伦理，履行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慈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市场价值。所以，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消费环境、市场竞争特点，将墨家之道与声誉管理有机融合、相互打通，是企业创造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的重要路径与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