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工业革命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原因归功于宗教的作用，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美国学者内森·罗森堡则引用一篇经济史论文的观点说：西方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强大的非经济的根源和后果是恰当的。并承认在西欧的致富中政治制度曾经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之间的关系中，经济领域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但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这种关系还包含着许多其他因素。”[1]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是中国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与政治背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日之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借鉴和学习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科学与丰富经验，是中国众多企业得以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

历史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当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需求之间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时，一些西方国家警惕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学术界一股学术通俗化的时髦之风日渐盛行，企业管理界、培训界也随之兴起了备受关注的“国学热”，所谓“中国式管理”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道、法、兵、墨家都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营养，因此中国企业向外国学习是舍近求远。

但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并不具备系统的企业管理思想，尽管中国古代发达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曾经令世界惊叹。譬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充分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就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其设计之大器华丽、工艺之精妙绝伦，即便是今天的能工巧匠也无法企及。人们在感叹今不如昔的同时，仍对中国璀璨的历史文明平添无限自豪。回溯历史，中国历经汉唐盛世，虽然到明代中后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开始萌芽，但长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工业化大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丰富的管理经验。

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其优点和不足都非常突出。市场经济的产生与确立，首先要以承认交换双方的利益为前提，最终要以有法律保证的私有产权为基础。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反对斤斤计较的等价交换，而作为国君则可以随时侵犯私人财产，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产生和确立的基本条件。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轻视商业，这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违背的。但是，儒家文化的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则反映在儒家文化提倡的忠君、仁爱思想，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节用、勤俭、富民的思想，它对市场经济则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发掘传统文化的市场价值，需要我们科学把握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两面性。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农耕生产力状况下的文明形态，其中的很多思想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譬如儒家文化中那些积极的思想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锤炼个人的意志品质，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墨家文化中那些积极的，与儒家文化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观点，恰恰对我们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与经济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道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可以从世界观及方法论的高度给予人们很多人生启示，对于弱化激烈的市场竞争，缓解企业家过于紧张和疲惫的身心，都具有较好的市场价值。

法家之道更多地侧重于制度的建立、方法的完善、技术的实施，推崇法制，反对人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恰恰是法家文化的传承，进而导致国人以及企业十分缺乏制度意识与法治精神。对于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恰恰是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它是经济发展，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基础。

兵家之道产生于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战争，既善于对作战双方的战略思考，又善于对作战双方的战术探究。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在兵战与商战之间画等号，但现代企业竞争，对市场环境及竞争对手的了解，对企业战略的设计、市场的布局、谋略的实施、顾客价值的交付等，却与兵战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研究兵家之道，对于今天企业的市场竞争、品牌谋略都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做到科学取舍，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可能对人们的身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积极作用。

站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21世纪前十年的节点，我们更加清醒，不秉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不从全局视野和长远战略出发，而是从局部视角和短期利益出发，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全盘中化，要么“中体西用”，要么“西体中用”，包括在学术研究和经营实践中不惜剑走偏锋、骄枉过正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过份夸大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把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甚至认为中国管理哲学可以取代西方管理科学，这样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而21世纪的管理学就是中国哲学，这样的观点表面看来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是国粹派，是民族主义，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恰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引入死胡同，从而也必然把中国企业在管理思想上引入一个新的误区。

任何一种文化，不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其在世界文明史或者管理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和生命力，是靠自身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与较量而存在和延续的。从根本上说，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与农耕生产力相适应的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文明范式。一方面，正是汉民族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而同化了历史上很多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以至于西方基督教的进入也没有对汉文化产生重大冲击。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即便连日本这样的亚洲小国都把满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彻底摧毁，但任何一种外来文明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中华文明的坚强根基。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尽管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举世公认的四大发明，但是，近代外国科学技术的传入大大改进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在与外来文明的较量中，强大的包容性使中华文明一方面内涵更加丰富，从而也更具有生命力。

今天，如何将传统文化中最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发挥出来，如何使中国哲学管理思想更有效地与市场经济对接，这的确需要很高的鉴别力，也需要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那种以西方经济出现的衰退及西方社会日益复杂的矛盾来推断西方文化必将衰落，而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的观点都十分蛊惑人心。

一些人借用西方哲学界、管理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神秘兴趣的支离破碎的观点，来佐证中国管理思想及中国式管理的号召力，认为中国管理哲学必将取代西方管理科学，甚至认为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拯救世界，从而将中国描绘为未来世界的新霸主和全球领袖，这些观点显然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片面理解，对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盲目夸大，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国发展模式自欺欺人的“捧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