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大批企业通过借鉴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科学与丰富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得以迅速提高。近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企业界盛行一种观点，认为国外的东西拿到国内往往水土不服，而且西方管理科学已经问题很多，而中国管理哲学才是中国企业的“真经”。因此，企业界出现了空前的“国学热”，围绕“中国式管理”的各种观点甚嚣尘上。包括认为西方管理科学已经过时，中国管理哲学将大行其道，中国式管理将取代西方式管理而成为21世纪的全球管理学等，这些观点都极具蛊惑性。

大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传播思想文化的摇篮，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着此起彼伏的“国学热”。近几年来，各大学异常活跃的总裁班、EMBA班，为了顺应潮流，不仅纷纷推出国学课程，其中很多学校干脆直接改办国学班，无论儒道经典、佛学禅宗，无论易经、内经、中医养生，甚至心学、理学应有尽有。学习传统文化当然是好事，他至少反映了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但不加选择，生搬硬套，囫囵吞枣，不仅对自己的思想与心灵修炼起不到好作用，甚至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无所不在的当今，“中国式管理”能否有效地应对新经济及管理革命的冲击？中国企业应当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哲学的内在联系？如何将西方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哲学有机结合而创造新的管理理论？如何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建立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与生产关系的切实有效的管理模式？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创新思想、路径与方法何在？

这些都是我国学界、企业界应当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将有利于企业界、理论界进一步廓清认识、明辨是非，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管理挑战与发展机遇，使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管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毫无疑义，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从科学的层面来说，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方法和手段；从艺术层面来说，管理是一门沟通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心灵的艺术，也是一门人事的艺术、权变的艺术。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管理科学重在管事，而中国管理哲学重在管人。因此，中国人的道德信条是先做人后做事，其管理思维是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自然，做好人是做好事的前提，这无可置疑。但是，从现代企业管理与市场运营的角度来说，做任何事都需要讲求效率，都需要考虑顾客的满意和企业的赢利。顾客的满意在于企业为顾客所创造的价值，这也是企业实现盈利的条件。现代企业竞争，要求企业必须充分考虑效率与成本的辩证关系，不讲求效率，不计算成本的做法，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及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相违背的。

那么，提高劳动效率，节约成本靠什么，仅仅靠思想修养、道德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管理科学、管理工具的帮助，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管理思想中最缺乏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管人的哲学”要实现它的现代价值转化，必须与“管事的科学”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古老哲学的魅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市场经济价值。毕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超凡脱俗只属于陶渊明，而现代人大多很难去实践陶渊明式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就很难领略此番审美愉悦。

企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及服务顾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改造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过程，面对强大的物质世界，如果仅仅学习管理哲学，而不学习管理科学，我们的目的绝不可能达到。中国很多优秀企业的成功实践证明，它们总是能够将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模式相结合。譬如，海南航空公司就一直秉承“内修传统文化精萃，外兼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理念，如果不是海航始终秉持这一理念并将之付诸实践，就不会有后来海航在中国航空业的异军突起。

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结合，从而创造一种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就成为学界及企业界当前的迫切任务。如果要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称为“中国式管理”并非不妥，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称谓需要慎重。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在名字和口号本身，而在于它内含的思想和方法，更在于它的市场价值和实际效果。

大量的企业实践证明，所谓“中国式管理”的很多思想与方法，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是为了标榜自我创新发明而动辄高喊“中国式某某”，在市场实践中却又不得不处处向西方管理模式讨教，甚至以为高喊“中国式管理”就是在塑造民族自信心，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自欺欺人吗？而且很多人打着“中国式管理” 的旗号，书中大量的易经、阴阳五行及占卜之术，不仅对企业没有太多实际的应用价值，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歪曲，对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经营理念的破坏。

“中国式管理”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渊源，但这一概念在国内的火爆，则得力于台湾曾仕强先生的努力。在《中国式管理》等书中，曾仕强先生开宗明义地强调：中国式管理的本质就是“修己安人”；其方法就是“推、拖、拉”的“合理应用以求圆通”；“以不变应万变是管理的最高智慧”等。曾仕强先生坦率地承认：“中国人所擅长的，是管理哲学，而不是管理科学。”而对于“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的内涵，曾仕强先生做了如是说明：“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目的只有一个，在于用得有效。”[1]

看来，曾先生也十分清楚，“有效”才是真正考验一种管理模式的“试金石”。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儒、道哲学。当然，曾先生关于关于中国式管理的重要观点远不止这些。

针对曾仕强先生的观点，张羿先生认为：中国式管理是否定科学和创新的哲学。中国式管理没有真正理解西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精髓，以至于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嗤之以鼻；中国式管理是反人本主义的哲学。中国式管理还公然倡导侍奉主子的奴才哲学，与后现代管理的管理主体观完全背道而驰。西方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是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管理哲学本身就是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2]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经了200多年历史，自亚当· 斯密之后，西方经济学及管理学界名家辈出、群星荟萃，其理论体系日渐完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尤其在美国，自20世纪以来，其经济发展领先于整个世界，这既得益于美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也得益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领域丰富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美国的创新创造与实践精神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壮大并走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仍需要虚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那种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过分志得意满，甚至夸耀中国30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才走完的路，这样的观点既十分狭隘和片面，也十分危险和有害。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所谓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特点是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至、无时不在，因为市场机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起基本、基础的作用。”[3]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也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也一样享受着科技、文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福祉。当前，网络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等已是大势所趋，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产业结构不断整合、国际分工快速发展、跨国公司日渐强大、资本流动牵动全球，总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及其市场经济的主旋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强做大的战略选择。在西方管理科学快速发展，特别是面对2008年以来“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一系列经济衰退引发了破产倒闭风潮，面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世纪的管理挑战》是德鲁克先生在90岁高龄出版的一本著作，他在该书中指出：“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和独具特色的工具。”并认为：管理不是“管理”人。管理是领导人。管理的目标是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知识。他还指出：“自我管理”是21世纪的管理挑战。

对于中国式管理，德鲁克先生在晚年曾十分关注，他说：“除非中国突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一样。中国人研发出了一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框架。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如今，距德鲁克先生讲这段话的1995年，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欧美市场上不要说中国管理秘籍的风靡，就连一本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管理的书籍都没有；在国内，许多的中国企业家和学者甚至认为不存在“中国式管理”，就像没有德国式管理和加拿大式管理一样。[4]

中国改革开放仅30多年，企业真正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时间更短，直到今天，还有众多企业难免过多追求竞争之术而忽视管理之道。当然，事物都有自身的成长规律，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二元结构市场，其一二级市场和三四级市场的差别还很大，东部和西部的市场认知不相同，沿海和内陆的市场实际不一样。正是中国市场的这种独特性，既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也为企业埋下了巨大的竞争陷阱。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企业家及企业主群体中相当多的人对于东、西方管理思想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很多人把向西方学习视为舍近求远。当然，企业界的“国学热”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社会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作为社会的亚文化，企业文化必然要受到社会潮流和历史发展的影响。

因此，面对新的历史背景，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坚持一分为二、辩证统一的观点，如何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创新意识，如何坚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30年得之不易的伟大成果，特别是如何更好地将西方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哲学有机结合，创造全球化时代新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就成为本书研究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