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帝王比喻为企业的老板，那么将相无疑相当于企业的高管。     

      历史上的“高管”，我最推崇商鞅。秦始皇统一六国，其根基是商鞅打的底子。积弱积贫的秦国，就如同中国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一样，是中国地理上的“西方病夫”，为众诸侯国瞧不起。

      商鞅的变革，最不讲妥协，属于威猛变革。历史上的这类变革最不容易成功，然而，因为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推行变革的手段是“法西斯”式的，他不仅不准人们批评变革，甚至不准人们颂扬变革，这是最不讲变革艺术的变革。

      商鞅能够成功，还在于他能够搞定“老板”，让“老板”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历史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老板”的支持不彻底，“老板”最后拿改革者问罪。

      商鞅个人最终成为改革的牺牲品，然而，他的新政最终为他的政敌传承下来。这正是我所看中的一点。

      一个高管的价值，不在于你在位时能做什么，而在于你身后能留下什么。如果人走政息，那么，这类“高管”算不上真正的高手。

 

      历史上的“高管”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可能要算一对。这二人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并不高，远不如同朝的魏征那样有名。他们二人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丰功伟绩。据历史学家记载：“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但正是此二人“辅相太宗，成贞观之治，而后世观之，无迹可寻，几近于‘无声无臭’之至”。

      现代管理学家对房杜二人极为赞赏，他们二人的管理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虽然此二人与魏征一起辅助唐太宗成就了唐初贞观盛世，但后人观之，竟然没有特别的痕迹可以察觉出来。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房杜二人就是此中高手，唐朝各种优良的典章和制度，可以说全部都出于这两人的策划。《贞观政要》记载：“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正是因为房杜二人推行“法治”，减少个人对国家运作的主观干预，才达到了没有特别痕迹的境界。

      历史学家们经常将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合称“房杜”，是因为此二人的合作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此二人虽然都很优秀，但也都有缺点。房善谋，杜善断。一位善于思考，喜探究与计划；一位有胆识，善于决断。房杜二人深知对方的优点与已方的缺点，“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嘉谋”，二人相辅相成，共同辅佐太宗，政务的推行非常顺利。

      房杜二人就不是英雄式的管理者，这也正是他们的杰出之处，他们不显山不显水地推动组织圆滑运作，顺利运行，避免国家陷入动荡不安。

      对房杜二人来说，“无可传载之功”本身就是“丰功”，“无入史之绩”本身就是“伟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绝对称得上“高管”中的高手。

      真正的高手，不在于你做出什么“伟迹”，而在于你为组织（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过什么贡献。

 

      在“高管”中，诸葛亮是浪得虚名的高手。我比较佩服他的只有《隆中对》。然而，即使是《隆中对》，现在也有人批评“硬伤”很多，据说毛泽东就批评蜀国的最终灭亡与《隆中对》的战略失误有关，因为以蜀国之国力，不可能两线作战，以关羽镇守荆州，犯了弱者分兵之大忌。

      诸葛亮的典型特征是大树底下不长草。诸葛亮的能干，是以部下的笨蛋为衬托的。动不动就给部下一个“锦囊妙计”，使部下丧失了锻炼的机会。

      诸葛亮的智慧，只是应急的小智，不是底定天下的大智（《隆中对》例外），甚至比不上刘备哭的智慧。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听起来多么感动人的话，但作为一个托孤之臣，却只能做道德文章，多少有悖诸葛亮的智者形象。

      要么人才辈出，要么化腐朽为神奇。金焕民老师提出的这两点，诸葛亮一条也没做到。

      诸葛亮在世时还能够勉强支撑危局，他死后，后继无人。这样的人肯定难称“高管”中的高手。

      个人成功了，而组织失败了。这样的“高管”不是个好高管。

 

      把曾国藩称作“高管”中的高手，可能争议不多。我佩服他，主要有三点：一是他本人并不擅长军事，却带出了一支会打仗的队伍，而且是从零起步。据说，只要曾国藩亲自指挥就打败仗，后来他干脆不到一线了，放手让别人指挥。这样的“高管”岂不比诸葛亮高明；二是他培养了很多人才，能够用不同的人。左宗棠、李鸿章皆出其他门下；三是他挽救了危局。他是在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拉起湘军的，正是他以一已之力挽救了大清的危局。相比那些太平盛世的“高管”，他是力挽狂澜的“高管”，当然可以称得上“高管”中的高手。

      以个人的力量抵挡组织的衰退，从而成为“中兴之臣”，这样的“高管”有价值。

 

      相比曾国藩，李鸿章能否称得上“高管”中高手可能有争议。李鸿章的价值，其“政治公敌”梁启超的评价可能比较公正：“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遭遇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此变局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却只有李鸿章。李鸿章之务实，相比那些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实则到处“捅窟窿”的人要有眼光得多。别人“捅窟窿”，他去收拾残局，最后落骂名。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上，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我认为对他不公平。一名高手，陪着晚清帝国没落却无能为力，只能当大清的“裱糊匠”，可惜了！

      尽管结局并不太好，但李鸿章做到了他能做的。大清的结局，不是李鸿章能左右的。

      以一已之力收拾危局，尽管并不成功，但我们看到了他的能力，也算上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