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中国制造质疑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如果认识仅限于此，则会陷入悖论：不打造强大的制造业，中国无法强大；打造强大的制造业，强大的代价无法承受。因为制造业的转移，往往是跨国公司寻找廉价资源开始的。

      对中国制造的这种认识，与我们对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模式的认知有关。目前，世界制造业有两种转移模式。

      模式1：除了劳动力外，几乎所有资源严重依赖母公司“进口”——“内包”模式。管理者、机器设备、资金、技术和管理策略从母公司“进口”，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依赖当地市场。当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枯竭时，所有资源又全部转移到其它国家。除了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模式2：制度性外包。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研发“就地取材”，对母公司的依赖降低，市场是国际化的。制度性外包的结果，不仅增加了GDP，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显然，很多人对中国制造的认识还停留在模式1的阶段，很多结论就是以此为视角的，而中国制造的成功恰恰是制度性外包的结果。

      中国成为制度性外包国家，有两大重大原因：一是外部原因。制度性外包模式的出现，是现代IT技术发展的结果，互联网的发展使瞬间交流变得极其容易；二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和政策原因。

      制造业遗产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战略空间。或许还未来得及留下什么遗产，资源性因素已经不具备优势，制造业再次被转移出去。很多东南亚国家就是如此，它们曾经承接了制造业转移，但还未扎根就已经转移到中国了。

      从制造业角度讲，中国的战略空间举世独有。一是幅地广阔，经济发展呈现阶梯状态；二是二元经济结构为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

      制度性外包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配合。在一个制造业基础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单个企业无力担承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地方政府独立建设也没有财力。但是，制度性外包则不同。制度性外包是一种企业与政府的一种“集体共识”，跨国公司的集体决定，地方政府“筑巢引凤”，共同打造了中国的基础设施。

      香港投资对中国制造意义重大。首先，因为乡缘的关系，他们更倾向于返乡投资，故与地方政府存在更多的信任关系；其次，由于港商相对较集中，港商的投资能够集中于少数地方，形成突破；第三，由于投资集中，地方政府有信心进行基础设施投入。

      香港投入，打造了中国最早的制造业基地，引发了其它地区的示范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最初采取的是模式1，因为那时中国没有经济基础，无力与跨国公司配套。随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配套提出硬性要求，比如桑塔纳在中国设生产线后，初期零部件基本全部从国外引进，政府强制提出配套比例要求，逼着他们在中国进行配套。

      现在，中国制造早已进入模式2，形成制度性外包。从模式1到模式2是个漫长的过程。

      制度性外包留给中国的遗产是什么呢？首先，培训了一大批掌握熟练技能的产业大军，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大军不是中国教育的产物而是中国制造的结果；其次，围绕中国制造形成了一批研发与设计机构，一些跨国公司的地方设计总部（如微软等）已经布局中国；第三，在学习和模仿过程中，本土企业开始与狼共舞；第四，中国的重装备业开始形成，为中国制造提供装备。

      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价格提升，或许有部分跨国公司会转移出去，但留给中国制造的遗产难以转移，不会转移。

      最初的招商引资过程中，中国对“外销”比例有过硬性规定，“三来一补”其实是“两头在外”。虽然有人曾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市场规模很有限，所拥有的不过是“潜在市场”而已。

      当然，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随着中国制造的自信，早期的外销比例早已不复存在。

      在模式2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制造在跨国公司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早期，只是制造基础，跨国公司的地方总部通常设在香港、台湾或新加坡，现在，更多的搬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

      在谈中国制造升级或向中国创造过渡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下：中国制造到底是模式1还是模式2？如果是模式1，则中国制造不仅不可能升级，而且还可能消失；如果是模式2，则既存在中国制造的升级问题，也存在向中国创造转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