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改革开放时，全世界的制造业体系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世界上的任何一次产业转移都没有此次意义重大。

      美国人谢德华在《中国的逻辑》一书中透露了一个中国制造成功的秘诀：中国的成功是制度性外包的结果。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共同把中国作为外包基础，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制造业基地，降低了全世界的制造业成本。

      也就是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除了中国的政策外和中国自身的条件外，竟然是跨国公司集体努力的结果。跨国公司集体转移制造基地，改变了中国。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再是任何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优势，而是全世界企业的共同资产。

      由于跨国公司的制度性外包，使用价值的非设计部分不再由单个跨国公司决定，而是由世界制造基地——中国——决定的。

 

      在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之前，世界性的产业分工和转移虽然也发生数次，但没有任何一次像这样彻底。

      日本、亚洲四小龙曾经受益于世界产业转移，但因为其国土面积太小、人口太少，无法承载全世界的集体转移，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制造业的成本结构。

      中国是一个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个落后几十年的人口超级大国，是一个二元结构明显且因为户籍制度，因而能够在30多年内源原不断提供持续供应的廉价劳动力的大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因而有战略空间的人口大国。

      上述特征，才使世界跨国公司做出“集体决策”——针对中国的制度性外包。中国企业，正是在跨国公司的制度性外包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上述特征，使得中国融入世界制造业体系时，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成本结构。使得全世界严重依赖中国制造业。

      世界制造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生产厂搬到中国，要么委托中国企业生产——外包。

 

      因为中国制造改变了全世界的成本结构，所以，中国制造使得全世界的跨国分工更加彻底。制造业从跨国公司的价值体系中独立出来。按照科斯和交易费用理论，这种现象得以成立，一定是内部交易费用大于外部交易费用的结果。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已经彻底放弃制造业，完全外包给在中国的制造业高手——富士康。

      最初，制度性外包是源于中国的资源性优势，然而，长期制度性外包的结果，是中国企业衍生出一种新的竞争优势——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随着人民币升值，一些简单加工的产业转移出去了，但相当多的产业仍然留下来了——这不仅仅是廉价资源优势能够解释的。

      人力成本、装备产业、产业配套半径、制造业专用技术，这些共同构成中制造业的优势。

 

      由于中国制造对世界产业的成本结构的改变是革命性的，跨国公司就逐步放弃了它们不具优势的领域，在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中，使用价值这部分，中国具有重要的发言权。

      中国制造、中国价格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中国在此方面具有话语权。

      有些已经大众化的产业，消费者并不在乎附加值，这些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专属领地。

      因为“中国制造”，西方一些传统上充满附加值的产业因此而附加值贬值。格兰仕称这种做法是“打掉附加值”。具体做法是：通过优质低价的产品，使产品大众化。一旦产业大众化，附加值即刻贬值。

      中国制造的优势，使得跨国公司无法拿制造说事，只有从事价值创造一条路可走。部分跨国公司也曾经作出尝试，比如以“Made by”代替“Made in”，但并不成功。“Made by”彰显的设计者价值，“Made in”彰显的是产地价值。

 

      现在已经被全世界接受的“中国制造”来之不易，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结果。

      当前，对中国制造的批评声音来自全世界，这样的声音很特别。

      来自中国的批评声音是贬低“中国制造”的价值，标志性问语是：为什么没有中国创造？

      来自世界的批评有两方面：一是对“中国制造”的恐惧，因为“中国制造”无处不在，让人害怕。这种恐惧被政客们利用，在美国大选年如此； 二是对“中国制造”的轻视，因为“中国制造”伴随着一些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劳动环境）等问题。

      不论哪种声音，都显示一个结论：“中国制造”已经在世界立足。

 

      “中国制造”是中企业的集体品牌，产生的是基于对使用价值的认同。虽然没有定价权，但有了足够的销量——GDP世界第二，出口却是世界第一。

      下一步，我们利用“中国制造”这个平台能做些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