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愿写时评，也不主张金焕民老师写时评。现在的时评，不愤青一点，不出位一点，不骂政府，就要被骂。这次定力不够，还是将就了一篇。

 

      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以前不那么受关注的问题（比如校车问题，过去更严重），现在开始受关注了。

      欧洲的问题，现在震动了世界，超越了国界。

      哪个国家的问题更多？无疑是中国。中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有问题，你甚至很难找出一个没有问题的领域。

      哪个国家的问题更严重？好像欧洲的问题更严重，严重到自身无法解决，需要其它国家救济。

      以前不断有人预言“中国将崩溃”，但中国没崩溃，预言却崩溃了。以至于现在没人敢做这样的预言。

      好像还很少有人预言欧洲将崩溃，欧洲在崩溃的边缘，据说已经有国家在为欧元解体做准备。

      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欧洲现在的问题只有通过“紧缩”来解决，欧洲人要过苦日子了。当然，欧洲人眼里的苦日子，可能还是比中国人现在的日子更幸福。

      欧洲人过去的“幸福”是通过透支未来获得的，现在要连本带息还上了。欧洲人民不愿意了，上街游行。欧洲人（主要是现在的笨猪X国）的逻辑是：政府犯的错，凭什么让我们买单！那些已经下台的政府可能还来不急说这样的话：我们不开这样的支票，你们会投我们的票吗？

 

      以前听人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我还将信将疑。后来到欧洲旅游一次，发现欧洲确实快进入理想社会了。

      在欧洲，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简直就是中国人的梦想。

      当中国人刚实行周五工作制时，法国人就在为争取四天半工作制而努力。当中国人愿意为多挣钱而加班成常态时，欧洲人给再多的钱也不愿加班。

      在中国，福利是少数部分或少数人的权利，欧洲却是从摇篮却墓地的全程福利。

      说实话，在欧洲生活真幸福。

      中国有篇小说《活着》（后来被改变成电影），电影在欧洲参加电影节时，翻译成《生活》。中国电影人发现，“活着”这种语境，已经很难用欧洲的语言的语境表达。

      确实，欧洲人在享受生活，中国人在活着。

      我有一个亲戚，嫁给一个意大利人，住在德国，两人基本没有上班，偶尔打点零工，但却很享受欧洲的生活。按照她的说法，中国人，不管穷人富人过得都很累；而欧洲人，不管穷人富人过得都很轻松。就业管理部门天天打电话替他们介绍工作，但他们并不愿意上班。反正上班与领救济金的生活差别不大，上班的收入大部分要缴税，不上班却可以领救济金。大多数欧洲人也不像中国人那么有“理想”，天天做着发财的梦。意大利经常搞选举，为了吸引选民回国投票，补贴机票，所以，每次选举，他们就回家探亲一次。

      这样的好事，中国人想都不敢想。

 

      上个世纪末，欧洲基本上是社会党的天下，社会党（包括英国的工党）比较关注社会福利。

      现在的所谓民主选举，比的是谁更能讨好选民，即谁能给选民好处，社会党当然有优势。所以，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社会党有竞选优势。经济形势差的时候，保守主义政党有竞选优势。

      除了中东石油国家外，世界上福利最好的是北欧，其实是南欧，再是美国，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享受的福利并不多。当然，这里已经扣除了一些“穷福利”国家，如朝鲜、古巴等。

      北欧的经济基础比较好，南欧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但南欧人寻求更好的福利时，财政是无法负担的，所以向外举债成为主要福利来源。

      中国现在的福利肯定有问题，穷人富人都有后顾之忧。搞福利就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在多收税，否则政府就会破产。其实，福利问题最终还是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贪污腐败少一点就可以搞福利了，这个话题我就不谈了，谈了也没用。

 

      欧洲的问题，现在扯上了欧元，好像欧元是罪魁祸首。

      我有一个猜想，欧洲的问题可能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有关。

      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欧洲和美国是占据优势的。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欧美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欧美获得超额利润。这样的格局，使得欧美人与其它国家的人付出同样的劳动，却有不同的收入。

      过去的国际格局，使得发达国家可以进行财富转移。比如，经常有专家说中国制造业赚的是苦力钱，附加值都被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拿走了。这就是一种财富转移的方式。

      欧美国家之所以有这种财富转移的优势，在于工业革命以来获得的相对于世界其它国家的整体优势。

      这样的格局，使得欧洲人能够借助于对于其它国家的经济优势，获得更幸福的生活。

      实际上，欧洲人的幸福生活，恰恰是从发现美洲开始，是从欧洲与世界不对等的贸易开始的。

      《大国的崛起》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黄金，以至于黄金泛滥，做什么都不划算，所有产业都没有竞争力。当武力无力保护继续掠夺黄金时，国家什么也没剩下。

 

      亚洲四小龙、包括日本战后的崛起，都没有从整体上影响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

      现在，以“金砖四国”为主体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分工的格局。这些国家都是人口的超级大国，也是资源的超级大国，现在也是GDP的超级大国。

      亚洲四小龙崛起后，很快就丧失了劳动力优势，过小的经济总量不足于冲击世界格局。中国这样的国家竟然保持了30多年的劳动力优势。长期、大力度的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传统的格局开始失衡。

 

      德国在欧洲危机中的状况更好一点，因为德国的制造业仍然很发达。制造业不发达却已经转向虚拟经济的欧洲国家，问题最大。

      欧洲的制造业整体上已经缺乏竞争力，虚拟经济如果不能从世界转换财富，却要享受更加幸福的生活，只有透支未来。

      欧洲危机，就是借钱借到别人不敢借了，再也借不来钱了。

      如果还有人愿意借钱，欧洲人还会继续“幸福”下去。

 

      中国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国家问题。

      欧洲的问题是国家问题，最终会演化为社会问题。

      我与金焕民老师多次提出，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的产业链，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它借助整体优势转移财富过度，形成泡沫过多所致。

      中国在产业链上被压缩在底端，却有无限向上游的空间。而欧洲，在世界产业链的格局中好像逐步被边缘化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中国问题丛丛，却充满活力，力争往产业链上游前进；欧洲居于优势，却失去前进的方向。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收入较低，却对未来过幸运生活充满期待，信心指数列世界前列；欧洲人享受着幸福，却缺乏动力。

 

      中国过去的很多问题，下决心解决却无力解决，后来发现，问题慢慢消失了。

      经济快速发展期，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良药。过急的解决问题，不一定真能解决问题。

      记得改革初期，中央政府曾经想在价格改革上“闯关”，后来因为某些事件没敢闯。再后来，发现价格已经不用闯关了。因为经济发展了，市场价格占主体了，价格还用闯关吗。

      在经济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就业是个很大的问题。下再大的功夫，也不能解决整体就业问题。然而，随着GDP的增长，现在竟然出现了就业不足，这是多少人没有想到的。

 

 

      中国的问题，谁也不敢说能够把住脉，谁也不敢说能够开出正确的“处方”。只要有人敢说话，就会挨骂。无作为要挨骂，有作为也要挨骂。

      这很正常。挨骂的在做事，骂人的不一定在做事。做事就要有挨骂的担当。

      如果中国仍然像30年前一样穷，没有这么多骂声音，顶多也是偷偷地骂。如果中国已经极度富裕，骂声可能会少一点，但一定还会挨骂，就像现在的欧美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极少成功，改革者往往身败名裂。邓小平几乎是唯一的成功者，这是我等的幸运。

      中国的问题，是已经开始富裕，但还不足够富裕造成的。用很主流的语言表达，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堵车，原来为什么不堵车？因为没有车。现在堵车是因为买车的速度超过了修路的速度。

      我做过农资和农牧行业，做过农资的人，吃菜有心理障碍；做过农牧行业的人，吃肉有心理障碍。这是因为对这两个行业太了解。现在这两个行业暴露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已经比原来少多了。但在消费者看来，好像现在的问题更多了。原来问题更大，但因为稀缺，所以暴露不多。现在丰富了，才暴露得更多一点。比如瘦肉精，一个农大教授带我看市场时，教过我认瘦肉精，那时几乎都用，只是用多用少的问题，比现在爆光的瘦肉精多多了。

 

      最近，价格双轨制得了经济学奖。双轨制是中国的“发明”。

      苏东一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实行了“休克疗法”，结果经济真的休克了。中国在价格上实行了双轨制，避免了经济的动荡。

      双轨制是个什么东西？经济学家认为它不是个东西，它只是过渡办法。

      要抛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这中间如何过渡？双轨制找到了这个过渡办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提法也是过渡性的，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再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

      什么叫智慧？这就是智慧。一步到位、休克疗法就没有智慧。

      理想主义，看似高尚，实则最没有智慧。

      以前，对于多数专家提出打造世界品牌，我与金焕民老师是反对的，因为那时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影响力。现在则不同了，中国的底气已经很足了，中国企业才有打造世界级品牌的底气。

      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打造品牌是理想主义，做的是“英勇就义”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提出“不做品牌做销量”、“用强大的销量破解强大的品牌”。现在做品牌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社会出了问题，最后只有一个责任人：政府。所以，政府永远只有挨骂的份。这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只有威权社会才会歌颂政府和政府领导人。

      国家出了问题，谁是责任人？在中国，还是可以骂政府，因为中国的政府并不是人民可以选择的。但欧洲这样的民主国家就不行了，因为政府是人民选择的啊，你怎么选择了一个坏政府呢？

      经济学上有个合成谬误理论，个人的最优选择可能并不是集体的最优。每个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国家的选择并不是如此。

      希腊、意大利现在是专家政府，专家政府的特点是不用讨好选民，而是可以做出专业的判断。当然，如果专家政府判断出错，可能更危险。

 

      对于欧洲的问题，我们不能见猎心喜。

      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放在历史进程中看待。

      我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问题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最近在公司进行的改革，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过去的问题，不改革就可能完蛋。改革过程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怎么看待改革产生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因有问题而怀疑改革。

      金焕民老师在《说也说不清楚》博文中说：“在情形较好的情况下，问题或者不满，左右着人的思维和情绪，反过来也左右着舆论。而且情形越好，越会如此---这就跟牛人脾气大是一个道理。在情形较差的情况下，积极因素反倒更多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而且情形越差，越会如此。 似乎不需要号召，人们天生就会“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在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因此，在整体上形势大好的前提下，大众的不满，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立足于现实，也能够找到足够多、足够翔实的证据。这样，问题又来了：成就很明显，有目共睹；问题是广泛存在的，并且局部十分尖锐。毛泽东和彭德怀曾经就成就与问题的认识发生重大分歧，好像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同的是，那时问题明显成就不突破，而现在则是成就问题都突出，分个主次更加不容易：无论怎么说，说什么问题，都能找到强而有力的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