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首先要明白谁是我们的消费者，管理同样首先明白管理对象的“身份”。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开宗明义所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先要问题。”

      首先抛出我的观点：中国管理的对象的身份，整体上看是一群“农民工”。

      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公愤”，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似乎有贬低和歧视“农民工”之嫌。在此声明，我没有这样的意图，并且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二是我们很多管理对象的身份其实是教授、博士、处长、厅长等，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作为一名教授或所谓的专家，我承认自己特别像“农民工”。有时我分析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由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决定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不管我们是何种身份，我们骨子里流淌着“小农意识”；不论我们从事何种现代化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思维是小农思维。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走到马路上看看交通信号灯。如果没有警察，红绿灯对于行人形同虚设；如果没有警察或拍照，红绿灯对于机动车辆形同虚设。中国交通之拥堵与汽车拥有量并不成正比。

      中国的管理何尝不是如此。

      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的交通状况吧，路口有“行人优先”按纽，但行人使用得并不多——想一想，如果国内有这样的按纽，估计机动车别开了；没有警察在现场，交通信号灯照样起着作用；因为交通违章少，所以车辆通行速度比国内快得多。

      这样作对比，并非彰显中国之落后，恰恰相反，我觉得中国进步了。

      再看看中国人在马路上吐痰和丢垃圾的行为。如果看一看身边没人，一口痰随意就吐出来了，垃圾随便就丢出来了。有一次，我把一团纸巾扔进垃圾桶，清洁工好一团感谢。有一次我看看身边没人，把瓜子从车里扔出去，让自己的孩子说得脸红。毕竟，孩子骨子里流淌的“小农意识”比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少一点。

      正因为对管理对象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目前很多人批评的不正常现象其实很正常。

      管理，要正确区别正常的问题和异常的问题。我做管理，牢骚较少，因为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决定了很多人抱怨的问题，不过是正常的问题。正像一个孩子表现得像孩子一样幼稚，这其实是正常的，反而是像成人一样成熟的孩子不正常。

      为什么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妺”自不必说；我们这样读书进城的学生，尽管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其实农村生活的孩提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髓；即使是在城市出身的孩子，往上追三代也是农民，父辈或爷爷辈是农民，就会受到农民意识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井喷状态，原来的城市化率非常低，现在的城镇人口这么多，城市人口的主体是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农民。

      农民少了，“农民工”多了，这其实是中国的进步。所以，我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这非旦不是贬意，反而是对中国快速进步的现状认同。

      既然整体上是一群“农民工”，那么，目前中国的管理要与管理对象的“身份”对应。

      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管理一直在两个极端纠结：一个是现代西方管理；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管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迎来了现代管理的启蒙，中国人最先学会的是管理工具，如“管理十八法”，年龄较小的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比如量本利分析、ABC管理法等，这类管理工具与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识无关。

      我上世纪80年代读书的时代，正是现代西方管理启蒙的时代，我有幸读了不少大师的专著，不像现在的一些人好像只知道德鲁克这样一个大师。正因为系统读过各类大量的专著，所以对现代西方管理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当然，这属于典型的读书人的“王婆卖瓜”。

      每当一些专家拿着西方管理“说道”中国管理时，我总觉得这样的“说道”其实好没道理。管理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人性假设。西方对人性的的假设经历了经济人、工业人、社会人等——这种假设其实是对管理对象的“身份”识别。

      西方数百年的工业文明薰陶出来的人，其行为模式与中国的“农民工”有极大的差异——一些专家把这种差异解读为文化的差异，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同。有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员工“特别傻”，而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这只是以不农意识角度所做的判断，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员工的“傻”其实是另一种聪明，中国员工的所谓“聪明”其实是另一种“傻”。价值观不同，结论也不同。

      鉴于现代西方管理的无助，一些中国管理者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智慧”——我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这些所谓的智慧是怀疑的。目前，“国学”的所谓兴旺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讲座的主要“付费方”是那些处于无助状态的企业管理者，“国学”其实没有给那些无助的管理者指出一条正确的路，但却能对无助进行心灵按摩。

      台湾的曾仕强教授是我钦佩甚至仰慕的人，但对于曾教授关于国学与管理的一些说法我是整体上反对的。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曾教授是“看对病，开错方”。

      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不存在，现在国学与管理的结合是专家们的演绎。在目前阶段，受欢迎的“国学大师”多数不是真正有深度的“大师”，而是“国学”重新启蒙的“国学演讲大师”，如国人对于丹的喜爱不是她研究高深，而是她普及得生动。

      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对象，不是纯粹的农民，也不是长期受工业文明薰陶的工人，而是介于之间的“农民工”。

      我不否认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一部分能够为我们解惑，但从“国学”中寻找终极出路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中国管理会越来越接受现代西方管理，但目前就以现代西方管理为准绳，同样有极大的问题。

      “农民工”，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就如同中国的“农民工”只要年龄稍大，要么回到农村各地，要么留在城市转为城市人一样。中国管理对象的“农民工”特征也将是一个中间阶段。

      在中国做管理，远比那些研究理论的人感觉的要复杂。

      在中国做营销管理，复杂程度要更甚至于其他管理。因为那些以“跑单帮”为主要特征的企业，远程管理是个极大的挑战。

      在“分片包干”、“提成制”等中国特色的营销管理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包产到户”的影子，以至我经常形容中国很多企业对营销人员的管理停留在对农民管理的水平。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我无法清晰地表述中国管理的现状和应该采用何种管理思维和管理体系。

      作为一个管理的实践者，我虽然可以像把握方向盘那样不断修正管理的航向，但也苦于难以向那些管理者清晰地表达我的管理思想。

      用句时髦的话，我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