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文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有一篇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此文一度风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68年的夏天，我从一份油印的传单上看到它，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他用“电石火花”来比喻灵感，前面还用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形容词做定语，让我至今不忘。

　　如果你把此文仔细读上三遍，相信你会对林彪的文章之道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此文的要点——

　　一、林彪反对党八股，反对空洞无物:“不要写那些又臭又长，干干巴巴的文章，这种文章像机器造出来的一样，只有零度的感情，就会使人感到没有兴趣。……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

　　二、林彪主张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革命文学的风格“应当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

　　三、林彪认为，文章是宣传教育的工具。他说，文章是为人民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了“教育人、改造人的”。

　 　四、林彪重视灵感，并从写作中得到乐趣:“新鲜的比喻，思想的闪光，既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要‘丝丝不断’，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像密集的雨丝一样，一 滴一滴连成线。深入了生活，思想的火花会不断地迸发出来，成为‘思想零件’。而好的思想，往往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因此，必须抓住不放，使这些‘零件’ 逐渐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使之逐步完善。写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只要做有心人，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得到最大的愉快。”

　 　五、林彪非常看重词汇的作用。他告诉女儿，“要留心学习各种各样的词汇……主要是好的词汇，才能使文章生动简练，有立体感，增强艺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 象，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他以苏州刺绣为例，启发女儿：“为什么（苏绣）那么漂亮呢？就是因为丝线的品种很多，听说有4800 多种，光红色的就有几十样。颜色的花样很多，所以绣出来的东西好看，逼真。写文章也是一样，词汇好比丝线，掌握词汇越多，就能运用自如，变化无穷，随手拈 来就能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同时，他还提醒林豆豆：“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 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在一篇文章里使用过多的词汇，会产生臃肿累赘，以词害义的毛病。”

　　林彪教女儿写文章，其实来自于他自己对写作的心得体会。兹将林彪最爱的词汇，最擅长的修辞法，择要列如下。

　　在副词之中，林彪最爱“最”。

　　1960年，红旗发表他的长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中就有四个“最”——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最坚定、最 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指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六年以后，他将“最”的使用推向了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准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性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准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

　　他教育女儿：“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显然“最”是林彪慎重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他对这个词的运用，自然而得体。

　　这一自然而得体的“最”，在两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升华，1968年10月20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以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一语，将“最”的用法放到了史无前例且登峰造极的位置上，从而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形容词之中，新、一定、真正、一切、必须、全面、永远等是他的最爱。

　　新局面/新形势/新的水平/新的阶段……

　　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一定要进一步抓紧……

　　军队一定要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冲破一切阻力/正在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林彪在修辞学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他创造了不少“闪光的语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读毛主席 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教育女儿：“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

　 　显而易见，这些语言，在林彪看来，是有生命力的，是好的语言。它们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毛泽东本人也铭心刻骨，“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连半句也 不顶。”毛的牢骚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句话之深入人心。林彪的这些惊人之语很快成了大众传媒的宠儿，在他还没有出事之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迅速地成为那 个时代的惯用语。

　 　林彪还将修辞法中的“引用”格推向了全国各地。他要求解放军报登载毛主席语录，他要求全军上下大学毛语录，他为毛语录撰写再版前言，他在讲话中文章里大 力鼓吹对语录要句句熟读、句句照办。在他的推动下，引用语录迅速成为现代汉语的一大景观，以至到了不引用语录，就不能讲话，不会作文的地步。

　　林彪虽然反对八股，反对空洞无物，但当引用语录成了作文的规矩之后，无论什么文章都变成了八股，除了空洞无物之外，别无它物。

　　语言风格是文风的重要标志，林彪通过对副词和形容词的独出心裁的使用，通过对引用格的大力鼓吹，创造了一种文风，这种文风一方面“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另一方面，是公式化的，空洞浮夸的，更重要的是阿谀谄媚的。

　 　江青白日里，为革命样板戏奔忙；夜深时，以看好莱坞电影为消遣。两种对立的审美观——嘉宝的自然本色与样板戏的矫情造作在她身上无冲突地相处。同样的两 面性出现在林彪身上，一方面，他反对文章的空洞无物，另一方面，他又是这种文风的制造者和推崇者。这种两面人，恐怕不止林、江二人；这种两面性格之形成， 恐怕与政治文化环境有关。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培养了一个政治上极左，思想上激进，行动上投机的社会集团，并且不断地召唤这一集团参与政治生活。江青、林彪是这一集团的上层代 表，他们的下面是大批怀抱着乌托邦理想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将这一集团的上下两层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呼唤他们创造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像法国大革命 一样，新的政治条件同样要求一种新的政治语言，这个共同体也需要一套词汇和修辞来表达他们的理念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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