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学奥数，却成就了人才天堂。

　　中国人精于计算，却找不着标准人才。

　　这应是一个最好的人才时代:生产力升级，创造力珍贵。

　　这亦是一个最糟的人才时代:潜规则当道，伪精英辈出。

　　中国最缺的是创意，创意最缺的是本土人才。

　　人才最缺的是心态，心态最缺的是社会土壤。

　　最失败的集体主义，是崇拜财富，又反感创造财富的精英。

　　最失败的人生活动，是不断工作，又远离兴趣、梦想与天赋。

　　最成功的人才生态，划分的不是精英与凡人，而是发现与协作。

　　最成功的寻才启事，提供的不是薪酬与地位，而是自尊与宽容。

　　中国寻才启事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获得最后胜利之时，守卫波恩大学的一位美国士兵正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他蹲在马桶前面，将马桶中的碎纸片细心地全部掏出。波兰籍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正掏出一份全世界最有名的寻才启事，足让他载入世界历史——碎纸片晾干后拼成的“奥森伯格名单”上，记录着德国科研计划摘要和科学家的家庭地址，让随后开始进行艰难寻找的美国，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令100多位科学家前往美国。这些核能与航天领域的德国科学家，最终为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战后的美国作出贡献，再次证明人才足以改变世界。

　　2008年，在五星级酒店数目全国第三的东莞，一位守卫酒店的保安正担忧明天的饭碗。按香港《星岛日报》的说法，受产业升级、工厂转移影响，东莞去年开始出现酒店倒闭潮，四星级以下的酒店关闭一大半。东莞旅游局长声称这个说法子虚乌有，但东莞必须转型却是无人争议的事实——“中国制造”面临升级，“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句赞美已变成一个警告。此间，人才缺乏被视为东莞转型的最大障碍之一。在高技能人才缺口100万的广东，东莞这个百万农民尚在转变为现代市民、景观凌乱并缺乏人文气质的城市，五星级酒店与工厂流水线对人才并不具有吸引力。

　　有评论将东莞的成长烦恼进行了升级:“今天的东莞，便是明天的中国。”中国城市在吸引人才的道路上十面埋伏:招聘难就业难并行不悖；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背道而驰；缺劳动力也缺创造力；全球化时代缺乏全球视野人才；西方人才指标与传统文化冲突；有饭碗没事业的抱怨声起；潜规则扼杀人才；缺乏适合人才生存的都市文化……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1992年，12.8%的GDP增幅让中国人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居民。“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来到了中国，如是说道。

　　有研究表明，增加一名高层次人才能带动的GDP增长份额是增加专业技术人才的4.29倍。但招揽人才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对工作环境挑剔的高层次人才与对人才挑剔的中国招聘官，其实正面对一个最大敌人:充斥反精英情绪与潜规则的中国人才文化。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眩晕之后，人们渴望一个天才辈出、人尽其用的人才理想国，让这个国家再进一步。当中，若放任文化惯性成为吸引人才的障碍，需要弥补的时间也许就是5000年。 
       囚徒困境:还要制造多少伪精英？

　　“大三开学时，我就走人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给父母去了一个电话，他们差点疯掉，但我不想再回学校了。” Roma今年 26岁，他创办的退学网上线已经快4年了，会员的数量向2万人逼近，到退学网寻找志同道合的“退友”，交流一下退学之后如何继续人生。

　　Roma的退学纯属自愿，2001年，他听从父母的意见，考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大二开始，专业课蜂拥而上，看着经度和纬度相互交错的教材，他的头脑开始发懵，学期结束时，他有4门专业课在30分以下。这个时候，他开始怀念自己原本想报考的广告专业，但“学费太贵，家里条件很一般，不能负担”，1万元的广告专业学费和1500元的航海课程学费最终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退学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除了不要饭，做什么我都没意见。”后来，Roma找工作的历程从沈阳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网吧、洗碗、餐厅跑堂都干过，直到混回北京，凭着小时候积攒下来的文学功底和流浪途中的见识，被一间广告公司请去作了策划，月薪在1万元上下，并在业余时间创立退学网。Roma没有想到退学网能聚集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当初他在网上发帖征集各版版主，人们回应的速度让他惊讶:“我从来不鼓励人退学，这个网站只是想给那些已经选择退学的朋友一个平台，让他们一起聊聊，自己今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一个众人响应的退学网，是我们时代的尴尬。奇怪的悖论已经持续多年:大学生为什么揣着100页简历都找不到工作，企业为什么翻开100份简历找不到要招的人？也许《大学生素质》之类的新闻标题可以提供证据，但比新闻与社会调查数据更有力的，可能是一则关于大学生的笑话:年轻人第一天上班，店长给他一把扫帚，告诉他第一项工作是把环境打扫干净。年轻人很生气地说:“我是大学生！”店长连忙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大学生，请你把扫帚给我，我教你扫地！”

　　大学生能力欠奉，遭遇贬值。“看着小老板的脸色、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半温半饱的生活、上班半走半跑用1个小时，这些大学生都是鲤鱼——尽管他们曾经都TMD跳过龙门。”一位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如是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绵阳的一个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几十个浴足岗位甚至挺进了大学校园，贴出“服务员、浴足技师及店员80名，男女不限，相貌端庄，无不良嗜好”的招聘字样。

　　这对大学教育真是一种讽刺。或可想象大学生的某种人生规律:18岁前在父母与学校监督下沦为考试机器；18岁后脱离监管进入大学，以逃课喝酒打牌为主修课，考试合格为辅修课；22岁大学毕业，发现考试内容和社会需求居然并不一致。学校以素质教育为口号，最后只传授学生考试技巧；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着跟所学专业无关，跟梦想无关，甚至跟天赋才能也无关的工作。

　　有企业报告分析人才匮乏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落后，学生掌握的知识不适合市场需要，实践知识太少。有些企业的解决办法是开展人才培训，有些企业则将优秀人才送往外国接受教育。一家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赵杨坦言，人才缺乏导致需求旺盛，现在的猎头公司遍地开花:“多数都是10多人的小公司，甚至很多公司是那种两个人的夫妻店”。他们的公司有一个60多人的团队，去年营业额就达到1300万元。

　　连政府也没有找到招收人才的合理方式。两会上，“凡进必考”的公务员招录原则成为代表的一个争论话题。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有一个意见，在考试上，有能力的人才无法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同堂而论，这造成实用人才无法进入公务员队伍:“以前，市规划局从各条渠道都能引进人才，拿来就用。现在，通过考试招来的大学生，用来很不顺手。”

　　学历并未就此失去意义。“不分重点大学跟普通大学，所有的毕业证都380元一个。”打电话给上海一家“中诚证件公司”，对方透露了假文凭的行情:“有些客户要求毕业证上的全国统一编号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能对号入座。这种毕业证要提前半个月预订。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办对号的。你们这些人来办毕业证无非为了找份工作，现在有几家公司会拿着你们的毕业证到网上去查询核对你证件号？一些公司要重点大学学历的学生完全就是撑门面、走形式，证件无非也就是个敲门砖。”

　　学历可能是一种误导。招聘官知道来的可能是一个高学历伪精英，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抛开学历看人品的冒险精神。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成为新闻，随之而来的正面评论代表了一种新人才观:“在当今文凭泛滥、尤其是权力文凭颇受诟病的背景下，那一纸中专学历显得弥足珍贵。”

　　经济学有一个“囚徒困境”的故事，两个嫌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5年；如果一个坦白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8年。这样的逻辑下，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从“囚徒困境”或可看出大学生遭遇就业失败的困境，一是社会需求与人才教育对人才理解的不一致，正如两个不能交流的囚徒；二是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去参加考试是不得不做的最优选择，正如选择坦白的囚徒。

　　对国家而言，必须改变制度脱离囚徒困境；对个人而言，只需拥有应对人才泥沼的心态。一个在高三时选择放弃高考，一个因地理会考两次不及格而失去高考资格，80后的亿万富豪李想和茅侃侃都活得不错；郑渊洁自己不高考，也不让儿子高考，结果他的儿子开着宝马去应聘，对负责招考的总编说:“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办退学网的同时拿着1万元工资的Roma，也算苦尽甘来——尽管网站主题“大逆不道”，但信产部的工作人员似乎对此心有戚戚然，居然十分开明地给Roma办齐了所有文件，门户网站有的退学网都有。年初的一段时间，退学网莫名被屏蔽了，Roma干脆在美国找了一个服务器，把网站搬了过去，继续“退学“事业。

　　有时候，Roma会想起大学时代的老师，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但始终没有勇气拿起电话:“退学，毕竟是压力很大的事，我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完全缓了过来”。他曾经看过电影《死亡诗社》，希望自己有个像罗宾威廉斯那样的老师，但他又悲观地认为，在20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生导师。对于退学，Roma劝诫大家三思而后行:“我在网站上做过一个调查，发现41%的人认为退学后的生活和自己的想象差距太大，真正认为退学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人只有1/4。退学是代价很昂贵的事情，很冒险。” 
      小聪明症候群:还要习惯多少潜规则？

　　美国有“天才儿童教育局”，英国有“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中国有少年班。但有报道称，中科大少年班在2008年3月举行30周年庆典的时候，面对中国少年班光环褪去的尴尬现实，老班主任贺淑曼只能哭泣以对。

　　这位班主任认为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据说1988年开始，她就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但结果让人失望:“高等教育司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

　　有人笑言，英国福利彩票用来资助精英，中国的福利彩票用来帮助弱智。中国人偶然会陷入某些反精英的误区——企业口口声声需要人才，主管却担心出色应聘者损害自身地位；升斗百姓内心崇拜财富，却对精英没有好感。在中国的人才生态中，最难的是一条为天才或特殊人才准备的专用上升通道。

　　中国人不重视精英的坏习惯，其实从小学生春游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大家一起去爬山，爬得最快的人，必须等爬得最慢的人。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这样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句话其实从未过时。

　　“中国队再也进不了世界杯了，50年内！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看，我们没有那种团结协作，无私无畏为集体奉献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我们是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

　　这是黄健翔一度对中国足球的评价。球迷们一边为中国足球缺乏天才而愤怒，一边看着体制让足球学校沦为贵族学校，有天赋的穷孩子都到地盘去了。世界杯其实是中国人才的世界竞争力缩影——在国际高智商的俱乐部门萨会，香港人通过入门测试比例高达80%(世界平均比例是2%)，但这盛产高智商人类的国家，为什么创造力人才仍是稀缺品？

　　一家国企单位流传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这里真是个‘出生入死’的地方！”据说从这家单位跳出去的职工，人人出类拔萃；从外面引进来的人才，进来后无一不偃旗息鼓，一事无成。内部人士将原因归结为“潜规则”之害:“体制内的潜规则消磨人的锐气，使人僵化迟钝，但是唯有如此才有机会得到升迁。”

　　一家电器公司招聘女文秘的最重要的要求是酒量好，原因是女秘书出去应酬在所难免，“帮领导挡酒的能力应该具备。”除了帮领导挡酒，人才的技能还包括拉关系、走门路、窜热烙、嬗变之术……诸多潜规则下，人的精力有着怎样的损耗？

　　这真是一种可悲的人才生态环境。有人论述中国人劣根性，认为特别要克服“互相嫉妒，求全责备，彼此扯皮，嫌贫恨富的酱缸蛆特性”。在一篇《不缺人才的中国企业到底缺什么》的文中，认为办公室政治在民企中表现最为明显:“企业的总裁有勇气，嗅觉敏感，灵活性强，但未能摆脱掉中国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行为方式，没有一套发展、培养、逗留人才的国际化人才战略，任人唯亲，重视血缘，不少还运用厚黑学以及历史中的帝王心术、阴谋诡计去对付员工、欺骗顾客、打倒对手，造成企业内部分崩离析，优秀员工离职。”

　　市场竞争为这一切带来改变。“过去几年，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资源扩张，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资源投入式的方法，钱不够加钱，人不够加人，东西不够买东西。这种方式总会有一个极限的，会造成资源堆积，形成恶性循环。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只有寻找高专业能力的人。”美的微波炉事业部的HR尼英丽说。

　　“办公室规则每个企业内部都会有，但要说成是政治有点夸大其词，那只是企业用来维持内部正常运转、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办公室规则罢了。一旦没有了这些规则，企业的利益无法实现，会陷入困境。是办公室规则保护了企业的利益。”温喜庆是职场脱口秀节目《上班这点事》的常驻嘉宾，他认为应该去理解潜规则——他以前曾碰到一个老板，要求下属唯他是从，出了成绩一律归老板，一点点错就破口大骂。“跟着他的14个月里，我感觉不到快乐、得不到鼓励、没有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跳槽。而我对下一家单位提出的要求，仅仅比我原来的基本工资高出100块——这样我又重新找回了快乐”。

　　“职场新人一开始都只能去适应规则:到了一家新公司，找到拥有话语权的人，藉由他们去了解规则，慢慢适应。适应规则就是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调整好你的心态，办公室政治就不再是政治。这样，才能达到职场人的终极目标:制定规则，成为规则终结者。”温喜庆说。

　　即使适应规则，耽于人事的你，拥有的也永远是做人的小聪明而不是事业的大智慧。熟人社会正在全球化经济下的推动下日趋崩溃，潜规则却不会马上消失，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此不妨借Google的面试题来描述中国人才在潜规则下的微妙生存处境:“有5个海盗，按照等级从5到1排列。最大的海盗有权提议他们如何分享100枚金币。但其他人要对此表决，如果多数反对，那他就会被杀死。他应该提出怎样的方案，既让自己拿到尽可能多的金币又不会被杀死？” 
     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团队精神的人，但应聘者在面试中习惯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中国的学校最应该教的是心态——自尊和宽容，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

　　网上激辩儿童学分论与儿童快乐论。后者的理由是，如果你让一个儿童有个快乐的童年，那即使长大不成功也算够本；反之，如果让一个儿童童年悲惨、考试连连，那长大了即使再成功又有何用？

　　说说李安的例子，其父要他功成名就，中国传统的出人头地，做大学教授，而他却选择导演。李安式困惑最终导致李安式跨界，因冲突而产生艺术张力。拧巴出来的人才，李安算一个。其名李安，其实不安。

 

　　美国人为什么不学奥数却成为人才天堂

　　还是从儿童开始说起。学校让儿子做《黄冈小状元》数学题，二年级就拧他们去奥数班。奥数班上，有的小孩无所谓，有的小孩大哭，我那俩属于死皮无所谓的，结果当然是回来被骂得要哭。让儿童强拧来长“智慧”，其实是长痛苦。试举这样的题:“甲加乙120，乙加丙110，问甲比丙大多少数？”这种题一列方程就出来了，可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满脑子卡通的顽童来说无异天书。他们更喜欢做这样的题:“一桶可乐共8升，甲乙要平分，但只有两个5升和3升的杯子，问如何平分？”有思维的乐趣。笨点的可以用家里的杯子比划比划，一比划就出来了。

　　本人没有参加过跨国公司的面试。如果出题，我想不会是第一道那种而是第二道“分可乐”，最佳答案也许不是如何平分了，而是甲对乙说:你看着分吧。这样才是teamwork，才是今后团队之间的信任吧。

　　《财富》发表文章“教你应聘最佳公司”上说，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全球100家最佳公司也在不断求贤纳才。在简历上强调义工经历，并热衷于社区服务；你要拿出讲故事的本领；做一些有创造性的调研，上网搜索没有用。一位招聘者说:“极少有人做细致的调研，包括跟我们的客户交谈，如果你做了，那你几乎肯定会被录用。”

　　“独行侠”免谈。大体上讲，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团队精神的人。另一位招聘者称:“我实际上会数应聘者在面试中说‘我’的次数。我们更愿意听到‘我们’这样的词。”

　　盘点个人所学，一生学了17年，基本都在考试，考试内容呢，95%是用不上的。讽刺点讲，不如机场两大热门图书，工具类和励志类更“有用”。大学时做过整整一本《李米特洛夫高数集》，结果现在成了个码字匠，高深的数学题一道都未用上。

　　回想起来，学校里最应该教心态，自尊和宽容，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归国朋友说，美国小学课本是代代相传的。美国是个浪费的国家，人口占人类5%却消费地球1/3能源，却会跟一本小学教材较劲。这届学完传下届，一种精神，一种传承，一种心态。反观国内，小学生书包鼓得像旅行箱，带拉杆的，众多书学完一丢或当废纸。实在惭愧。“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重点班或奥数班是学校的一场阴谋。为维持这项阴谋，老师们想出一系列刁钻的题来折磨学生。我们杂志社的美术顾问是个“不合格产品”，如果按当今考政治英语来考学，他肯定毕不了业。难怪陈丹青退出，质疑艺术类学科怎么培养起数字尖子来了？

　　据说广州番禺的祈福中学有个“发现才能法”，即使某个学生有9个缺点，只要抓住他一个优点，鼓励并发扬光大，最终也能成才。所以这个学校收费很贵。多年来一直疑惑，美国人为什么不学奥数却成为人才天堂。

　　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都不做，除了自己感兴趣的

　　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再在里面找到一个饭碗。这是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忠告，想必她自己是达到了。

　　依李的话，假如感兴趣的事情做不了，不能拿来当饭碗，这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不幸的是，我们大都沦为了这种不幸。

　　不是吗，问问有多少人是喜欢当下工作的，又有多少人牺牲了少年时的志向。现实的情况是，被攻击得最多的垄断部门是大学生们最想去的；被攻击得最多的官员是大学生们最想当的，录取比例可以是几百比一、几千比一甚至几万比一。为了饭碗牺牲兴趣，这是多数人的现实选择，多数人的悲剧。而悲剧下找到的工作怎么能有个正常心态呢。

　　不妨改一改黎叔的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人才最缺的是什么？是心态！现在的老板抱怨最多的是80后员工的频繁跳槽。其实雇佣双方心态都不对。

　　初中时班主任讲过一个励志故事，大意是某顽童不成器，长大后犯罪判了死刑，究其根源是母亲的宠溺，此子上学了还在吃母亲的奶，宠溺可想而知，临了，吃奶的逆子提出最后要求:想再吃一口妈的奶，结果怎样呢，他把妈的奶咬了下来，说:“就是你，让我落到这个地步！”当时听完这个故事只能用震惊来形容，后来知道是部电影。彼时的初中生听不到多少关于奶的话，哪像现在奶在网上满天飞。清楚地记得当时男老师一边在胸前比划着，一边咧咧嘴说:“把这个给咬下来了。”本人中学、大学、研究生17年，老师教的知识几乎忘光，唯记下了这个段子。

　　现在想起来，这段子仿佛是讲给80后、90后、千禧后们听的。如果混得好是因为有个好老爸，就像石康的《奋斗》描写的，家长们非权即贵，都够开房地产公司的了。如果混不好呢，就是我初中老师讲的那个“咬下来”的故事，“活该，谁叫你们当初不教我奋斗呢？！”中国人的成功心态就是这样，寒窗苦读或万般溺爱，最后都希望出人头地。可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出人头地的位置呢。

　　学校里最该教的没教，那就是自尊和宽容。当下中国人最缺的资源不是石油和资金，而是心态。个人也好、国家发展也好，都可当做上面那道分可乐的题，都愿意看到对方说，“你看着分吧。”其实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不能够被平分的。

　　眼下梁文道的一篇“寻找民族和解的最大公约数”引发众多跟贴。一位立场中立的老外用英语回贴:欧洲人不愿看到中国人分享世界财富，那是一个庞大的需求。欧洲人或者西方人更愿意看中国的笑话，因为这对他们有利，满足他们一贯的“道德优越感”。我注意到，开年以来，官媒中“大国崛起”四字消失殆尽。

　　老子教我们“柔顺似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自己的天性，觉得不舒服的事就不要做。中国当下“急吼吼”的心态，最需要二千多年前的良药。南怀瑾曾妙喻，佛家是开米店的，提供精神食粮；儒家是开杂货店的，应有尽有；道家是开药店的，有病治病。当代中国人吃下一颗名叫“成功”的毒药，需要老子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