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温州城市的定位是否可以借鉴十七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模式，打造一个为温商乃至浙商“行商天下”贸易投资为目标，而并非高科技制造业，提供支援及服务的基地和平台呢？

贸易之都？还是马车夫？

——从荷兰品牌建设看温州城市营销

■庞赫然

     尼克服尔德说：“荷兰人从各国采蜜……挪威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两岸是他们的葡萄园，爱尔兰是他们的牧场，普鲁士、波兰是他们的谷仓，印度和阿拉伯是他们的果园。荷兰作为一个袖珍小国，政治制度的架构是建立在市民—商人的利益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说是，贵族商人--市民阶层的合力作用奠定了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温州城市的定位是否可以借鉴十七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模式，打造一个为温商乃至浙商“行商天下”贸易投资为目标，而并非高科技制造业，提供支援及服务的基地和平台呢？

1、温州模式

     近段时间，在媒体及网络上关于褒贬温州商人和温州模式的文章此起彼伏。而，温州炒房、炒煤、炒大蒜等话题往往令温州商人成为社会舆论谈论的焦点。而诸如批评温州城市污染严重、资金大量外流、经济空心化、温州GDP省内连年排名倒数、城市没有著名企业之类的文章及报道更是数不胜数。就好像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所有因素都仿佛跟温州商人有关。而谈到生态环保城市温州永远是典型反面教材。有些舆论是这样指责温州的：“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它们的私营企业为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同时地方政府对它们的这种行为又不加约束。这样的经营行为使市场经济不再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而是对广大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温州和温州商人到底怎么了？

     温州某位相关人士说：温州从来没有清静过，从来不缺乏骂声。但温州就是在一片指责和批评声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有一位温州企业家甚至调侃道：“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少，但全国对温州的批评很多。也许，这些批评就是全国对温州发展起的促进作用吧。”

2、温州城市发展问题

     那么在如今全国城市都在推行城市品牌化的时候，温州这个改革先行者又该如何定位城市的未来发展呢？许多专家学者都告诉我们温州要向沿海城市学习，引进高科技产业，搞名牌产品等等，但是我觉得，温州就是温州。温州这地方，本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温州能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非常态。当地的一位资深记者就说：“我们冷静想想，在中国经济版图里，温州这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城市，能够崛起，是不正常的；能够25年保持高速增长，更是不正常的。

　　翻开中国经济版图，温州既不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更不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尽管她处在瓯江入海口，但瓯江只有800里长，不足于独立成为一个强劲的经济区域。

　　但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像温州这样一个基础薄弱、高层次人才匮乏的城市，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去选择高层次产业呢？设想一下，如果温州发展IT产业，能有前途吗？只要产品有市场、有市场竞争力，产业层次的高低，不应当成为主要问题。温州把产业层次低的产品，做到全球最有竞争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瑞士的手工手表，就一定说是高层次产品吗？不见得。但他们的竞争力就很高啊！我觉得指责温州产业层次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3、温州城市定位

    如果说向高端产业发展不是温州城市的发展之路，温州应该如何定制适合温州模式的城市定位呢？

个人认为如果温州的城市发展不适合学习国内任何城市发展的经验，因为温州从来就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拓荒者，开创者。温州商人为什么非要发展制造业与沿海发达城市比拼，温州的行商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温州的城市发展定位在提供商人行商天下的大本营呢。

    我认为温州的城市定位可以借鉴17世纪荷兰的发展模式。

    荷兰在世界的版图上只是一个袖珍小国，政治制度的架构是建立在市民—商人的利益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说是，贵族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合力作用奠定了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17世纪初，荷兰人口不足200万，却拥有全欧洲商船总吨位的4/5，相当于英、发、铺、西四国商船吨位数的和，是英国的4倍多，是法国的7倍；庞大的上产对拥有商船16000多艘，而法国只有1000多艘，显示出造船业的超强实力，也反映到船运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全步船运业，全由荷兰独占，18实际中叶以前，荷兰庞大的商船队航行于全世界的海洋，“海上马车夫”因此得名，而荷兰商人更善于运用地区的价格差异，从世界性的转口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发展成为商业强国。

    荷兰，在资本的积累上，最大的特色是采用股份制想全民募集资金，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是为代表，不仅将闲散资金集结成庞大资本，也把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贸易连结在一起，相对的，聚集了全民一体的意识，这样是荷兰能在17实际成为海洋霸权的基本因素。

    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阿姆斯特丹的交易市场也是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前半期，法国对外的大部分贸易、德意志西部的贸易、欧洲南北间的贸易，全都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

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荷兰贸易初期的雏形，资源的匮乏，制造业整体技术薄弱，贸易能力强，根据各地供需情况赚取差价，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集资做更加复杂的金融贸易投资活动。而近年来温州商人的贸易投资活动渐渐开始从国内转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可以说世界各地遍布温州商人贸易投资的足迹。

    笔者认为未来的温州商人将出现许许多多类似于罗斯才尔德家族一般把控世界经济，及制定金融规则的团体。将真正的将中国的被动金融转为主动金融模式。

    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温州商团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许多排斥，外国群众因某些商人及组织的煽动及挑唆下，打着反倾销，反温州低价商品，时有发生打砸温州商人的店铺，烧温州商品的事件，而温州商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默默承受着。虽然各种贸易壁垒接踵而来，那些国家提出来的理由以及表现出来的抵制方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动机是很明显的，当成本低、价位低、款式新的温州轻工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国外厂家的同类产品无法在价位上与其抗衡时，便会以种种借口设置国际贸易壁垒。

价廉物美，是消费者最想购买的商品。但是，温州商品因为其价廉物美，竟然成了频遭国际贸易壁垒的罪魁。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如此。温州就这样招惹了国际市场。
     温州缺少高科技，没有国际一流的高端品牌。他们传统的轻工产品，在国际上能够取得竞争优势，靠的就是价廉物美。“能够把小产品做到国际同类厂家都怕，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啊！”郑旭锋说，“但在国际市场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保护政策，在WTO的框架下，要制裁你好像更容易了。这样，温州的低成本优势很可能就转变成了劣势。”

    所以温州的城市定位是否可以考虑以贸易金融之城为核心，引导、服务温州商人，并对国境线以外的温州商人加以关心关注及保护等。如温州城市可以发布投资讯息，通过政府的平台发现国内外投资商机及投资环评报告，并加以正确指导，令温州商团可以更准确高效的进行商业投资及发现市场空白。许多非洲及南美落后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而往往找不到投资者投资，如果温州城市管理者通过平台与国外经济落后地区建立信息渠道，让温州商人在更安全稳定的环境下投资行商，即降低了温州商人投资的风险又促进外汇收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岂不是一举两得。

     我相信如果通过政府的介入将大大降低出现在西班牙，温州皮鞋被烧；在俄罗斯，温州皮鞋被拉走；在罗马尼亚，温州服装被扣；在尼日利亚，温州产品被没收；在阿根廷，温州眼镜被反倾销立案调查等问题的出现。

而温州城市更加有义务重新再树立温州商品及温州商人的形象，避免再出现国外抵制温州商品的情况发生。而传统的电视媒体硬性广告已经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城市管理者应多考虑在各种国内外其他媒体渠道进行一些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城市品牌软传播，逐渐转变外界对温州的负面印象。

     相信通过搭建高效合理的城市服务平台及床波渠道，温州城市及温州商人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亚洲地区现代社会中的世界“马车夫”。

 

    （庞赫然系锦坤品牌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锦坤传播公司项目经理。与之联系，135-645-23456，jonko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