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无尖不商（21）
                            --来，选出最伟大的商帮！
 
                                       刘建恒  高振凤  庞志军

 

 

   “盖个大大的戏园子吧”。

 

    这个故事是晋商历史一瞬，也能代表这个商帮善长与国运同步，与民生同命的格局。其做生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晋南的商业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是重要商品集散市场。

 

     在世间打磨久了，晋商悟出了一条路，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配合。商人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历史弹指一挥间，政经交融、官商融合与晋商兴盛长期呈休戚与共之势。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士貜，武则天之父，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的政治投资中得到巨大回报，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而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当朝所需要的战马多数靠北方的辽供应，辽也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政府北方边陲九镇需筹军饷，西商人利用地理优势，靠倒贩粮食或纳银换取盐引，集粮商、盐商于一身，进行营销，先以九边市场为活动基地，后逐渐向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区扩张，进而以全国最大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积极扩大营销区域，终于成为足迹遍于南北，财力最为雄厚的盐业集团，并出现了大批世代以盐、粮为业的豪商望族。如太原闫氏家族，蒲州张氏、王氏家族和稍后发迹的平阳亢氏家族都是盐、粮大贾，财雄势大，亦官亦商。明代到清代初年，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同样深厚，早在满清政权入住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大商人”隆厚恩赏 。

      官商、皇商的战略布局，确保了明清晋商500年，政经实力之雄厚，活动区域广泛，久居中国商帮之首，直至清末民初，因社会高度动荡而衰。

      回首兴替，晋商票号作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Shangxi Bank）。不得不是当下商人认真品味的一道菜。1912年，梁启超曾对晋商这样的评价：“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看晋商票号，
     一、人对事对，世界就对，
       票号人资可概括为三条：
      用乡不用亲--人一定是山西人，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
      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
      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票号的骨干是通过十分严格的学徒制培养出来的。
      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3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成功。
      系统的激励机制。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期满后即可领取，从年薪2两或4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或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史料记，票号的人力股数额经常变动，不搞终身制。人力股在一个票号的总股数中所占的比例，东家并不限制。一般说来，票号初创时期银股多，人力股少，但票号经营时间越长，人力股就越多，有时会超过银股。如大德通票号1889年分红时，银股20份，人力股9.7份，到1908年分红时，银股仍为20份，人力股却增至23.95份。人力股与银股并重的分配制度，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光绪11年 (1885)年为例，当时日升昌东家1股银股，股金为12 000两白银，在利润分配中，人力股1股也相当于12 000两白银，当时大账期(每4年1次)分红，每股可分2 800余两白银，平均每年700多两，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要知道，当时一个县太爷一年的俸银也只有45两白银。

 

二、架构的刚柔相济

    经营模式有“分号制”和“联号制”。
   “分号制”--指财东通过独资或合资办商号，而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分号又可以投资办小商号。各分号独立核算、统一融通资金、调剂人才、交换信息，近代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股权而形成的母子公司与之类似。“联号制”指财东或合伙人投资办若干个不同行业，各自独立核算的商号或票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的企业集团。 这两个布局，使经营网络遍布全国和北亚地区，触角伸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

　　票号业专业性很强，所有权与经营权容易纠结，东家出资，掌柜经营，形成的经理负责制是方向。
    选择经理严格，严密的考察、确认过程。一旦合同订立，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总经理负责，对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也不过问，总经理具有无上的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每逢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盈亏。财东根据经理在任期内的经营状况，给予加股加薪奖励或减股减薪，不称职辞退。这种体制上不受“婆婆”瞎指挥的干扰，下不受副手和员工“捣蛋”的掣肘，为总经理发挥其创造力、施展才能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为票号经营成功奠定了组织条件。
     至于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其经营管理则无例外地采用了高度集中制。即它的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全部由总号掌握。各分号仅有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和人员管理权。这种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统而过死，影响事业的发展，相反，它的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其决策上的权威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管理上的严密性。
    由此，这一个个遍布华夏大地和欧亚大陆的以家庭为背景的母子公司和企业集团，显示出其特有的生机与活力，据史料记载，太谷县的曹家商号涉足13种行业，拥有640多个商号，3.7万名员工，1000多万两白银的资产；对蒙贸易最大的商号大盛魁，极盛之时员工有六七千人，商队骆驼两万头，活动范围从蒙古的恰克图、库仑(乌兰巴托)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俄国莫斯科等地，时人形容大盛魁的资产：“可以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仑到北京的道路”。当代大家余秋雨先生曾在《抱愧山西》文中，由衷地赞叹山西商人目光远大，是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理财流通主宰的“大手笔”。

   搁笔再言故事无尽的晋商，愿“盖个大大的戏园子吧”的如炬视野，根植每个晋商心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