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打赌

　　在20世纪60年代，刚刚一起获得民族独立的加纳与科特迪瓦这两个邻国的总统打了一个赌，看未来哪一国会变得更加富裕。当时，加纳的生活水平远比科特迪瓦富足，还拥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到了1982年，实行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科特迪瓦在经济上已经远远超过实施政府管制经济的加纳，连科特迪瓦最穷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也比加纳的大多数人高。那些试图用某国人民更加朴实、勤劳、勇敢、智慧的说辞对此加以解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当后来科特迪瓦与加纳的经济政策分别转向邻国曾经的路线时，两个国家的角色就迅速颠倒过来了。相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的炫目而言，这个故事或许为经济增长的秘密提供了更好的背书。

　　“当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曾经发生时，经济学却可以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它们会发生。”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期望能通过这些真实而生动的例子，为公民们介绍“无障碍阅读”的经济学大众常识。在《诡辩与真相》一书中，索维尔把经济原理、经济现象和经济史实串联起来，通过分析管制与选择、短缺与过剩、激励与约束、盈利与亏损以及信息、知识、剥削等经济学世界的关键词，让普通读者在“处于各种政见和媒体令人眩晕的花言巧语中时”，依然能洞悉正反两方面的真实世界及其逻辑，而不是标准教科书里所描述的象牙塔世界与思维游戏。

　　在索维尔看来，不应轻信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所宣称的目标，还要看它们所创造的各种激励机制、实际效果以及长期影响。结果比目的更重要———相似的推理甚至早在亚当·斯密的作品里就出现了，竞争资本主义的好处被亚当·斯密说成与资本家的意图“毫不相关”，因此他虽然看不起资本家，却对资本主义非常看好。

　　谁能保证人们都能得到食物

　　由于人们对经济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知、偏好以及不同的方法论选择，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人类都会犯错，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激励和约束可以迫使他们改变他们所犯的错误？考虑到前苏联的中央计划者需要跟踪与规定2400万种价格，其间所需要汇总、整理和应用的庞大信息量“已经一再被证明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所及”。而在由价格调节的经济体中，没有人需要知道千百万消费者对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和偏好，也不用知道生产几千万种产品的投入应如何分配与使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虽然领导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他曾向撒切尔夫人提问：您是怎样保证人们都能得到食物的？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很简洁：这都是价格机制的作用。

　　不幸的是，市场经济国家领导人经济学知识的缺失并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但在依靠政府发号施令的计划经济中，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更为讽刺的是，前苏联声称其追随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试图通过直接命令或通过由政府法令任意设定的价格来运行一个经济体将导致的问题。“永远也不要跟我提起利润这个词，这是一个肮脏的词。”如果遇到像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这样义正辞严地发出警告的领导人，企业家们又会情何以堪呢？

　　价格管制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及其恶果同样值得警惕。统计表明，富人从纽约房租管制政策中得到的好处要比穷人多，然而被拉来为这些法律说话的却是穷人。由于房地产商往往有只建造豪华公寓从而免受监管的动机，拥有严格房租管制法律的城市的房租均值比没有管制政策的城市高，而且往往有更多无家可归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一位瑞典社会主义者会说：“除了用炸弹轰炸之外，房租管制似乎是目前所知的毁坏一座城市的最有效的技术了。”要知道，类似的价格管制早已毁灭了不止一座城市。在16世纪，西班牙曾经切断对安特卫普的粮食供应以迫使造反的市民投降，城内的食品高价促使一些人将粮食偷运入城，居民生计得以维持。但在安特卫普的高官们为了解决食品高价而决定立法管制价格后，失去高价激励的供应商不再愿意冒险运入粮食。结果不出意料：安特卫普最后不得不向西班牙人开城投降———他们并不是输给西班牙，而是败给了价格管制。

　　比最精明的还要精明

　　市场的运行依赖于价格机制，而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否能取得成功则依赖于他们是否拥有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稀少珍贵的知识、信息、洞见与创新。市场似乎是高效而自洽的，正如《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所说：“通常情况下，‘市场’比参与其中的最精明的个体都还要精明。”相比之下，如果当政府将自身的经济作用仅限定于制定法律与监督契约执行上时，不少人会认为这就相当于“无为而治”；事实上，真正成功而有效的“无为”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实现———让经济活动在一个可靠的法律框架下得以兴旺发展。而让拥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实现有效配置，恰恰是经济学的作用和目的所在，正如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所缺乏的并非富饶的资源，而是可以把肥沃土地上的产品与饥饿的城市居民联系起来的市场，以及使这样的市场自由运行的政府。

　　与此相反，那些政府无效、独裁或是腐败的国家，即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仍然会处于贫困中，腐败让有技能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有企业家能力的人离开本国，境外投资者也不会甘冒官僚主义与政局不稳的风险进行大量投资。如果你在刚果首都金沙萨的机场登机，乘车穿过满是坑洼的停机坪时感觉就像是在铁轨枕木上开车，晚上开跑道灯时管理人员还会额外收费，乘客在登机前还会遭遇好几次索贿。在喀麦隆，买卖财产所需的成本几乎达到了财产价值的五分之一，通过法庭执行未付的票据需要将近两年时间，成本超过票据价值的三分之一，还要办理超过58种手续。但这对执行规定的官员来说却是件好事，因为“每一项手续都是一次获取贿赂的机会”。

　　全社会在价值观与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可能对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与经济学的经典观点不同，索维尔一再强调更多的教育并不会自动地形成更多的人力资本，在某些情况下，这还可能降低一个国家对其已经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利用的能力：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经济意义上的技能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很多失业，他们“抱有更大的期望，而不是具有更高的能力”，他们通常修读的都不是科学、工程、医学等比较复杂的学科，而是一些没能为他们以及国家真正创造财富的较为简单、模糊的实用性学科。对于这种情形，我们难道还会感到陌生吗？

　　身为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成员之一，索维尔一直以捍卫真正的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的核心价值为己任。我们从书中不难发现，他认为市场机制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好制度选择，市场本身永远不会出错，出错的只是市场里的人。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风暴后，这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已经失去了不少信徒。在《经济和你想的不一样》中，作者戴维·欧瑞尔更是对经济学的迷思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连根批判，努力要让我们相信，市场从来就不均衡、不公平、不道德、难以保证增进人类福祉，经济也绝不是稳定的、理性的、有效率的、无性别差异的，甚至不应该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正如索维尔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枯燥的实证性问题很少能有政治讨伐或道德宣判那么激动人心、回肠荡气”，有坚守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致力于拨开诡辩迷雾、建立实证模型、检验问题假说，无非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学精神、令人信服且有助于“经邦济世”的结论，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这些学者向我们耐心推介的种种“无障碍阅读”的经济学大众常识，其目标和理想其实都是让市场更有效率、更显公平、更具道德，任何有识之士都不会对此加以嘲讽或无视。

　   傅临

　　□自由撰稿人，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