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对于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我认为需要把握以下两个主要矛盾：风险与增长动力。

防范金融风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要标本兼治，有效消除风险隐患。 

抑制资产泡沫

目前，我国的头部资产主要集中在股市与房市。在股市经历2018年后半年的漫长跌幅后，预期未来五年内，股市将呈现慢牛态势。我认为，基于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最新方针来看，全力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资本市场，这样的方向基本规避了股市的泡沫风险。

而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工作，作为抑制资产泡沫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重点关注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房产具有两种属性，即居住需求与投资需求。我认为需要将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在控制融资通道与地价高于房价这两个手段明显见效的情况下，严格约束投机与投资性需求，限购/约束开发商行为作为中短期对策，结合长效机制如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当前资产泡沫。

稳定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在近年共出现过两次风险节点。根据新加坡亚太交易所中显示的人民币离岸汇率来看，17年1月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与18年10月的接近7而未破，我认为是具有重大节点意义的时刻。

这意味着我国出台的三大应对措施正在逐步生效：

（1）放开的项目不回收，但是未放开的项目会暂停（包括个人三相投资等）；

（1）加强海外并购控制，放开技术类，严审非技术类；

（1）“一带一路”投资中选择货币为人民币。

目前，离岸人民币汇率在6.72徘徊，外汇储备守住了基本底线，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减小。须知，稳定人民币汇率仍然是未来几年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任务之一。

 降低债务体量

目前我国的债务结构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1）个人债务：2018年末央行个人住房贷款为25.75万亿元，这是我国民众的主要债务来源。当前国人消费习惯通常以存款为主，整体个人债务视作风险可控；

（2）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普遍很高，但是我细分后发现，除了部分债务违约的私有企业外，这些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也是去标杆的终点。但国企债务偏高有其合理性，如中铁，主要负债用于购买公共产品等；

（3）政府债务：政府债务的负债率目前为37%，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主，达到18万亿。目前中央已经开始实行相关地方债务控制政策，对地方政府官员施行债务终生问责制度。

治理金融秩序

近年来我国对金融秩序的治理越来越严格，原因在于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1）改革中由于规则未跟上，引发金融混乱：我认为放开非金融机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准入条件和运行规则上有所欠缺，导致某些领域出现混乱。大量的投资公司（线上和线下）、基金、保险公司涌现出来，很多投资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可维系，很多基金、保险的项目是存在问题的。

（2）是新技术的产生，引发的混乱：比如区块链等在金融领域的引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不要坚持金融的基本原则？要不要加强监管怎样加强监管？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面对并解决中的，央行也已针对目前的金融乱象进行了互联网专项整治，将针对性发展穿透式监管，从而防范金融秩序带来的风险。

调整货币政策

1991年以来我国基本上采用货币宽松政策，但总有一天要转向。中央企业已经明确提出，要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进行明确。

今年3月，央行行长易纲近期在中美贸易磋商结束后公开表示，目前影响汇率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供需问题，包括国际收支问题；二是外围市场走势，例如汇率美元指数、美联储加息进度等并提到从国际比较而言，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总准备金率为12%左右)跟发达国家总准备金率差不多，且远低于日本。

因此我认为，未来再次大面积投放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作为企业应该关注这个动向，赶快进行自我调整。目前，货币增长速度已经回到2位数。

优化实体经济

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我深有体会：实体经济稳不住，总有一天会转变为金融风险。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实体经济处于盈利边沿，必须想办法增加实体经济盈利。其中，最最快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一个是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另一个是制度成本。

具体有五个方面的潜力：

（1）税费：营改增是减税措施，但需要解决抵扣存在的问题；

（2）社会保障：降低五险一金比例；

（3）融资成本：我国的融资成本总体偏高；

（4）房租成本：地价太高必然推高房价和租金；

（5）企业商务费用仍然偏高：这涉及政府改革的问题，让更多政府权力交给市场。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我认为主要需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核心的是调整支柱性产业。

传统的支柱性产业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制造业，另一个是房地产业。

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退二进三”——两个产业要转为一般性产业，即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三个产业要上升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投放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要素投放的模式已经到头，不可持续了。我认为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而创新驱动有三个层次：产品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创新。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最难的也是技术创新。

创新基础由四个部分组成：

（1）法律基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2）财力基础：需要强大财力支持。

（3）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不可能有创新。美国之所以能吸纳全世界人才，关键是有最好的实验室。

（4）人才基础：核心是将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人才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决策开放战略

过去，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扩大出口，二是吸引外资。实际上就是搭全球化便车。而全球化有两次：殖民地是第一次全球化特征，国际贸易是第二次全球化特征，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方式。

在这里，我判断第三次全球化，将会是从国际贸易转向全球配制资源，技术和资本将在全球配制。为应对这一条，我国提出重大决策“一带一路”。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6000亿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接近3万亿人民币。“一带一路”等于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制经济发展空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问题。走出去，一定改变原来思维模式，未来我国需要积极应对未知风险。

落实经济体制改革

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在19年3月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提出改革是我国当前形式发展的迫切需要，为增强企业活力，使经济充满生机，需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此，我认为以下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1）产权保护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历经改革发展，人们都从无产者为有产者，保护产权的改革就非常必要。中共中央已经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产权的若干决定》。去年的两会也推出了民法总则，都是围绕保护个人财产做法律上的准备。过去没法可依，现在有法可依了。

（2）提高信任度，加强简政放权的改革：向社会放权，把更多权利开放给民间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向市场放权，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律不管，交给市场去解决；向企业放权，凡是企业自己能完成的事，交给企业自己去完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主要是推动市场化方向，而市场化核心阶层是企业家；民营企业则面临提升的问题，要引导民营企业家正确对待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人。我认为企业家都有两个责任：一个是社会责任，包括为公众提供产品服务、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公益、为环境提供保护等四个方面；另一个是道义责任。

建立生态文明改革

生态文明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关系政治和社会建设，必须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个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生态文明改革刻不容缓。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标准，从而建立新竞争环境下的生态优势。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央实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去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传递出多个重要改革信息。其中，"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等提法令人耳目一新，耐人寻味。下一步，国企改革部署将紧扣重点，务求实效。

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直在改革之中。国有经济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群体。改革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