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听到这样的抱怨和怀疑实在是不少了。我只是想说，有时我们在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会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只不过，一个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他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他虽然挂不上号但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一个专家让他能给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对付不是一个庞大得摸不到边的医疗世界，他要对付的也就是七八个人。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我们不能动用自己的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还是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陪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讲课。在晚上返回的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温州病人打来的电话。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年轻女病人刚刚怀孕，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八点看到晚六点，七十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六十的专家。她说：“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虽然社会上关于医德的舆论很多，但你要看是什么等级的医院，看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科室风气。不过，我也碰到过缠人的要打官司，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翻版。”

在实习的时候，去协和妇产科门诊跟着一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用她的大嗓门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老教授听了，从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记住一定要治，不能耽搁！”

在广东，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因为他自视清高的性格，四十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多少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看，在广东已经有医生知道如何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有两个美国人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社会学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标明“理想主义者”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的论调悲观了点。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因为大部分人都那样了，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我们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格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我们身边的医生队伍，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糟糕。

人是多么复杂的东西，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处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着，作为凡人的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就是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整体感和连贯感。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更多的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之后，他才会象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他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中国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医生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保险业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叫做“家庭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桥梁和纽带。在美国看病，先看家庭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家庭医生。如果家庭医生处理不了病情，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家庭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进行对疾病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个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家庭医生的支持。由于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家庭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的价格也相同。可以说，家庭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的粗略印象，其实更多的是他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得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还是中国的某些医生更厉害。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