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清楚地陈述了你的需求

我们需要谈谈如何传达信息。我们同机械师交谈，以便解释我们的汽车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同医生交谈，以便描述我们疾病的症状；我们同服务生交谈，以便传达我们的订餐信息。这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直到你看到机械师对车主对汽车问题的不准确描述而感到沮丧，直到你看到医生因为病人对疾病的描述的遗漏和不准确而感到泄气，直到你听到服务生不耐烦地抱怨：“他说牛排要半生的，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通常，信息的传达不够准确，或者以误导的方式在传达，或者根本不传达。昨天，我浪费时间在一个超市的错误通道里寻找泡菜，因为3名店员向我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我还曾在错误的公路上驱车数公里，因为我跟随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给出的彻底错误的方向。

当你提供信息时，你有责任保证信息的清晰度和准确性。超市店员说“我不知道”肯定会对顾客更有帮助，同样，出租车司机在指路时也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们带着娱乐的心态来阅读一篇文章，它讨论了给他人指路时的文化差异。

 

在伊拉克，指路时说“我不知道”被认为是无礼的。指路者会建议任何路线，而无视它的准确性。犯错比冒犯他人更为妥当，这似乎是伊拉克的指导原则。

我们所有人都尊重那些仔细阐明有用信息的人。我们有我们钟爱的专栏作家、新闻主播或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的报道者。我们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回忆自己珍爱的历史老师或自然老师，因为他们不仅让这门学科丰富有趣，还让这门课意义非凡。

 

父母每天面临的责任是回答孩子提出的没完没了的“为什么”，满足成长中的孩子的好奇心。最近，一个母亲告诉我们她很享受让女儿去了解性知识：

 

索尼娅非常可爱，问了这样的好问题。我告诉她有关她身体的所有知识，还告诉她月经是什么。她没有觉得厌恶，而是很感兴趣。最后她说：“不要告诉我车库里的车，好吗？”

 

管理者有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向员工提出他们的需求和期待。但是一些承受压力的或缺乏沟通技巧的管理者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一名大型科技公司的销售代表在训导会议上抱怨：

 

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我的老板从不清楚地说出他对我们的期望。我知道，他肯定需要我在某些方面做出成效，但是他不会让我知道。我向他寻求方向和反馈，但是我没有得到答案。他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管理者。我认为他不想让我获得成功。

 

我也曾听到一些护士有过类似的抱怨。他们带着从上级那里得到的含糊信息开始他们的工作，随后当某个医生不高兴自己的指挥没有被遵从时，护士们还得忍受他的怒斥。如果你因为伴侣没有满足你认为不用告知他就应该知道的需求而对他吹毛求疵，他们会很愤怒。管理者、老师和父母需要明确他们的期待。反馈会帮助人们去理解期待。一名会重复顾客点菜的服务生明白确认自己听到的顾客要求的重要性。如果你因为他人没有匹配你的期待或满足你的要求而沮丧，那就问自己：“我是否提供了所有信息？我是否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需求？”

向另一个人袒露你的经历和感受

凯特坐在我对面哭泣，随后她无力地笑了笑，又再次哭起来。最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现在谈论这件事，我觉得如释重负。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我从未提过。当它发生时，我知道我没办法提及它。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会责备我，因此我继续撒谎。当时我只有16岁。我觉得从那以后我一直对自己的性欲感到害怕。我认为，这就是我超重的原因——为了远离那些男孩。

 

凯特告诉我她的高中英语老师曾屡次侵犯她。她描述她的恐惧、困窘和愧疚感。15年来，她一直隐瞒这件事，最后这重塑了她对自己和对身体的感觉。

被强暴和频繁性虐待的受害者忍受着羞愧和自我厌恶——这种感觉会随着事件发生的时间长度而越发强烈，而且这种感觉也会成为一个秘密。你肯定已经体验和感受到，因为没有向一个倾听者倾诉或探究这些感受，它们已经被扭曲了。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很邪恶或变态，因为在孩童时，你和兄弟姐妹或与你同性的一个8年级学生在营地发生了一些性行为。你会得出结论，自己的失败和无助都归因于你父母的重复评论：“你不行，交给你的兄弟吧。”你会害怕尝试任何新鲜事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弗洛伊德谈到要从我们对自己的这些关键和扭曲的态度中得到缓解，当时他将“谈心疗法”描述为进行公开谈论的结果，这是缓解沮丧和侵犯症状的神秘镇痛剂。正如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陈述的：“我们只能向所有人表达它，从而缓解我们的痛苦。”只有通过向另一个人袒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才能频繁地缓解心灵上的伤痛。

心理治疗，无论所用的方法是什么，都基于谈心疗法的有效性。一个又一个当事人在结束时都会说：“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交谈。他们的强化精神更多地归因于他们对另一个不会用评判或责备来妨碍或加重他们负担的人阐述自己的生活、想法和情感，更少地归功于治疗师的建议或分析。你可以从朋友、父母或亲戚那里寻找到这种缓解。他并不一定是一个专业的聆听者。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哀悼她最近过世的姐妹，她告诉我们：“我最想念的就是我和艾德里安无所不谈。她从不妄加评判，我知道她一直都懂我，爱我。”

一个60分钟的谈话片段描述了人们需要交谈来从内疚中获得解救的生动案例。强暴受害者珍妮弗·汤普森的目击者辨认出强奸犯罗纳德·科顿并将其送进监狱度过余生。对科顿进行二审的时候，另一个罪犯鲍比·普尔对一个同行的犯人供认他才是那个强奸犯。尽管如此，珍妮弗驳回了鲍比的供词，并声称她清楚地记得科顿才是那个行凶者。科顿被判定有罪并被送回了监狱。当DNA证据免除了科顿的罪行并证实普尔的罪行时，科顿才获得释放。科顿因为珍妮弗的确认，在监狱里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11年。

珍妮弗饱受不堪重负的罪恶感的折磨，她的错误给一个无辜男人带来了如此粉碎性的后果。她需要交谈，而科顿愿意倾听。珍妮弗告诉他：“即使我每天每分钟都在道歉，也不足以表达我深深的悔恨。”后来她说：“当科顿握着我的手说‘我原谅你’时，我的身上卸下了千斤重担。”如今科顿有了妻子和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珍妮弗一家的朋友。科顿和珍妮弗一起向警察和律师做报告，讲述虚假记忆和目击者辨认的风险。他们对交谈的需求不再是寻求解救而是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