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站地铁站排队买票，身后一个男人拼命往前挤，我回头：“请别挤好吗？”他愤然道：“怕挤别排队啊！”我把这个故事当笑话讲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很好奇我的反应：“你说了什么？”“我能说什么？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没法对话的。因为我们的逻辑基础是完全相反的。”我说。然后我发现，生活里很多时候，人们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是争吵，完全是因为他们奉行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逻辑，就像在排队买票这个问题上，我的道理是“排队是为了保持秩序不拥挤”，而对方的道理是“怕挤别排队”。

我真正关心的是，对方为什么会有“怕挤别排队”这样的逻辑。

　　我不敢说类似的冲突完全是由于职业的不同所产生的，至少上面这个例子不是。但的确有很多冲突是因为职业的思维习惯不同，而使得人们在对待同一事物的看法上产生了不同甚至矛盾。

　　比如说当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我要“去建国门”，而司机答“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我不知道”时，我会很气愤地认为他没有职业操守。而他的解释是“我刚开出租”。对出租车司机而言，“我刚开出租，路不熟”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但对于一个乘客来说，可以谅解的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太大的城市里，你可以拿不准一个胡同的位置，但不应该不知道建国门这样一个显著的地理位置怎么走。这是司机和乘客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操守的理解的不同。

　　这是作为不同职业的人，对同一种职业的“职业操守”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而同样的矛盾，也可以产生在从事同一职业的人中。比如说记者这一职业，比如说关于记者究竟是“事件的旁观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这样的争论。

　　记者郑直在《北京青年报》开始“郑直报道”以来，发表的五篇文章反响不一。她的一个记者朋友在E-mail中赞扬了她在齐齐哈尔记者命案中的报道中所揭示的法律程序问题：当地媒体以“记者因曝光而被报复杀人”的猜测先于公安机关调查结果发布,而公安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宣布“普通抢劫杀人案”的结论。但她在E-mail中却回复道：“我开始追求用事实说话，所以我几乎不采访与事件无关的人，而过去，请法律专家发表看法几乎是我们常见的做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读者看不懂我想表达的东西，甚至我们自己的记者。有人和我说，只有看到采访手记，才能大概明白你要说什么，而你的采访手记又经常写得不够明白。这是我的为难处。”

　　郑直所说的，可能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但类似的问题在《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张金柱一案的报道中更加明显无疑。《三联生活周刊》在七周年纪念特刊上《人与法斗争的十年》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是不是谁拥有了话语权，就意味着谁阐述的事实成为法律事实？司法的准绳是什么？是法律还是民愤？……”两个不同的事件的报道，都在质疑舆论在法律执行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影响了法律的执行。而对于记者们来说，还包含着各自对自己手中那枝笔的意义的理解不同。

　　另一个曾经在报社担任记者、后来转去做杂志的记者，在看了上述的报道后说：是否所有的记者都意识到，自己在阐述的是事实？还是在先于法律给事实定性？而这是否会推波助澜地使一个错误的结果成为最终结果，使一个错误的认识成为普遍的认识？记者虽为民之喉舌，但也在影响着“民意”。要知道，老百姓的舆论可以是以粗略的善恶为标准来判定的，这其中必然夹杂着很多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和私人化的情绪，其结论很可能是谬误的。但当所有的老百姓的声音汇集在一起时，这个声音可能恰恰是有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在张金柱们的案件中，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决定了一件事的最后结果。

　　这位记者在回想自己的职业经历时，也曾经非常抱憾地说：“我开始做记者时，也常常犯懒惰和情绪化的错误。但当我在这个职业的不停学习和进步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冷静，冷静地调查，冷静地思考，冷静地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职业素质，我们的法律素质，我们对自己所报道的事件所涉及领域的了解。”

　　类似的冲突在其他的各个行业里也十分显见。比如说曾经轰动一时的医生“盗用”病人尸体的眼球案件中，很多医生表示这是正常的为了救助另一个需要眼球的病人的行为，是医生在救死扶伤，在行使自己的职责；但同时，病人家属和法律却对此提出了质疑,甚至直接告上法庭。抛开法律问题不说，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很难理解自己的亲人死后“尸首不全”，但作为医生，则更多地肯定了他的救死扶伤的心情。只是，医生的行为缺少了必要的、合乎法律规范的程序，比如说向尸体家属提出申请。

    在职业经历中产生类似的疑问，显然已经不是“排队不挤”和“怕挤别排队”式的戏剧化的冲突。但当后者式的冲突在逐渐减少，而类似于“记者在舆论中的作用”这类的冲突和思考增多的时候，我们的职业化观念也在逐步地加强。这是社会在职业化进程中必然的一步，而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还将迎接更多和更新的冲突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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