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总论
    全球范围里，腐败是个大问题，不管是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腐败超体制的普遍地出现在所有国家层面，机构层面，极少数小国在反腐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比如说新加坡，地方局部区域也曾经在反腐上取得过较好的效果，冰岛，包括香港地区，但是绝大部分地区、组织、国家，都治不好腐败，所以当下在中国，腐败丛生，腐败现象极为严重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种种样样的呼声，比如说认为必须引入两党制，否则腐败不可根治。又比如说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又比如说要求大额现金的应用退出市场，全部用银行转账或支票，或电子支付等方式。又比如说要求官员配偶和子女不得到国外去，如果成为裸官的情况下，要对其进行重点监督。又比如说对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强化事前监督，事前设计，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以及对比较重要的干部，在关键阶段，关键岗位进行重点监督，对民间的举报进行重点查实，对各种社会反响较大的舆论，进行应对性查核，以及建立反贪系统，等等等等举措，试图必打起一场全社会的系统战，消灭腐败。
    但是如果把腐败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视为一种社会存在，视为一个混沌的行为，不去条分缕析地去面对研究腐败的话，腐败的治理是不可能的。那么腐败作为一个混沌的总体说法，它是没有具体的定义的，或者说需要我们把它分层分类地来进行逐层的定义，这才能够把腐败说清楚。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透过权力、审批、审核、准入、资源配置、政策配置等核心环节，谋取个人局部等利益的行为。那么腐败它事实上有六个最基本的属性和特点。
    第一，腐败是分层次的，腐败并不是统而笼之，一而整之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集成。它是分层次的，最低层次它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最高层次，它是一个结构性、群体性，乃至于一个高度智慧化勾结的一个社会功能，它会由最初的个人行为，上升成为一个社会化功能。原则上我们认为，腐败可以分为七个层次。
第一层次，环境同化型腐败。
第二层次，权限应用型腐败。
第三层次，制度漏洞寻租型腐败。
第四层次，创租型腐败。
第五层次，合谋型腐败
第六层次，结构型腐败
第七层次，组织智商型腐败。
它是有分层特征的，每一层向下一层的进化，是需要个人、社会、文化、环境、其他部门掌握权力人的配合，或默契的，所以它是一个逐步扩散的，其结构和艾滋病或癌症的结构非常相似，刚开始是植入肌体里面的一个病毒蛋白质的表达，后来当接收了肌体其他的基因片断以后，该病毒就可以改造肌体，逐步地利用肌体里面的有效营养成分，不断地生成病毒结构。它是癌症结构，到最高境界，它会变成艾滋病结构，它植入到肌体里，它形成自身的基因表达，它可以改造健康肌体的基因表达，将之改造成艾滋病病毒结构，从而剧烈地整体地，梦幻般地大病毒的放大腐败的扩散面。所以意识不到它的分层特征，其治理就找不着抓手。
第二，腐败不仅是分层次的，腐败还是分门类的，对于低利益区，腐败的层级往往是低的，高利益区，腐败往往是高能级，高层次的。在教育未改革时期，教育领域是低腐败区，而在教育改革了以后，教育领域成了高腐败区。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未进入到较开放领域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低腐败区。但随着资本市场所谓的改革，一波接着一波，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高腐败区。所以它本身是有分类特征，既有分层特征，也有分类特征。
第三，它是个演进型复杂系统。首先，腐败本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所谓复杂系统和简单系统最大最大的不同在于，复杂系统有自己的个性、脾气、秉性、特征的，它是可以进化的。第二，复杂系统里面，不仅重在各种元素的功能，而且元素与元素之间，会形成各种一对一，多对多的功能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会越来越进化，其进化的层阶，进化的能力，进化的幅度，远远大过元素本身的进化和扩展。复杂系统是有机的，是有生命的，是自我推进的，股市、云朵、兔子群的繁衍，K线图，期货价格指数的变化，温州的炒房团、炒煤团，都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而腐败这个复杂系统，其中一个最大的内驱力，就是私欲，无穷无尽，可以无限被放大的私欲，作为腐败这个复杂系统无限的动力，涉入到复杂系统有多少人，多少个人本身的私欲就可以作为复杂系统的发动机，而所有的涉足者之间的相互复杂的关联，会成倍地，甚至指数级作为该复杂系统进化的力量，推动该复杂系统放大、扩展、高度有机化、高度生机勃勃，高度吞噬健康肌体的营养。同时，所谓演进就是这个复杂系统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刚开始是简单的或者无机系统，它还不是一个有机系统，只是个人局部的欺上瞒下的一个行为。但是它之后会慢慢地在人与人之间找到默契，权力与权力之间找到匹配，权力与利益之间找到匹配，它慢慢地就会变成多人的关系，变成组织的关系，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的关系，而且会形成庞大的各有权力，权力欲权力，利益与利益之间构成最佳匹配的一个制度型腐败，结构性腐败，到这时候，这个系统已经非常强大了，但是之后，腐败本身还会呈现庞大的利益捕捉机制和价值创造机制，以及巧妙的寻租、分租机制，最终该复杂系统，强大到制度难以抗衡，国家难以抗衡。所以它是一个演进的持续在提升自己的能级的，不断地拔高自己的境界的一个高度驱动力系统，比之于国家，比之于产业，比之于科学，比之于军事工业，需要人为地确定战略以后，人为地克服很多人性私欲，人为地克服若干难题，人为地进行若干对抗，自然系统的制度，人为地制定若干强大的反社会的，反传统利益，反现有利益结构的创新，从而克服惰性引力，克服当下成功系统的束缚，摆脱结构性约束，创新颠覆现有体系，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四，腐败体系的进化是不可逆的。复杂系统除非对社会进行颠覆性的破坏，否则复杂系统是不可逆的，它的七个层次之间，每进阶一个层次，原则上不可再回来，这也是很多贪官，最为恐惧的地方，因为留下了过多的把柄，因为涉足了过多的秘密，因为在某些系统当中，涉入过深，到最后他被利益所绑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腐败层级，否则他与系统之间出现了冲突，要么被系统排除异己，要么会导致东窗事发，他只能与系统保持同步，他一旦想要保持异步，不想和系统同进步，就会发出噪音，而这个系统会出现种种因素来排斥他，最终他会被孤立，他会被该系统排除，东窗事发，而该系统本身的创口自动愈合机制非常强大，自我保护能力非常强大，在做出极少损失以后，就可以化解这一次系统叛逆。
    第五，复杂是一个从无机逐步到生态化，再逐步到智能化的一个过程。复杂系统局部的不合理性，局部的个人私欲，会逐步逐步地形成一个合理的生态链，最终会逐步地形成一个社会化的人工智能。复杂系统的进化能量，进化速度，复杂系统本身拥有的组织智商，反侦破能力，反破坏能量，其传染性，其对周边系统的同化能力，病毒传播能力，远远高过系统本身的免疫能力，所以这也是复杂系统最为可怕的地方。
    第六，价值创造。复杂系统本身会作为一个病毒，依附在整个系统之上，会从系统内部，吸取大量的寻租空间，然后在寻租空间里，极大化地推动该寻租空间的，在该国的逆势成长，从而缔造出一个强大的新价值，这块新价值，最终的分享，是由创租的人，这个谋求分享利益的人，寻租的人，周边生态链等等涉足者，同一阵线者分享，而民众由此受到最大的盘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彻底的由腐败系统深入涉入，官商深度结合，构成的一个腐败的价值创造体系。
二，腐败的七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环境同化型腐败。
这种腐败，本身只是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以及在系统当中不能自主的人，在一个环境当中，不敢、不能，或者没有意识到可以与环境做斗争，被环境本身拥有的腐败本质所同化。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职务消费，中国每年通过吃，浪费掉的数万亿的这样的费用当中，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包括大量的出国考察，过度奢侈的办公环境，配车，过于臃肿的人员配置，不恰当的福利设置，都是非常典型的环境同化型腐败。只要这个环境存在，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政务环境，政务文化，腐败的根子就是没法消除的，它是所有细菌滋生的温床，只要对这个腐败的环境没有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消毒，甚至将其病理部分进行切除和彻底深入的处理，腐败将无从治理起，这是所有腐败的根子。初入社会者，初入社会机构者，初步接受权力者，只要一开始在这个环境当中，在有很多腐败习惯，腐败制度，腐败环境，腐败福利，腐败行为，腐败文化，腐败容忍度，腐败言论，腐败认可，腐败想法，与腐败匹配的财税制度，与腐败匹配的职务管理，与腐败匹配的人事管理，只要有这么一些因素，腐败就上路了，它不是从零开始，它是一个1.0版本，一开始就已经跳跃到一个较高的平台上，环境同化型腐败，是中国腐败的根源。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没法解决，尤其是近些年，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以及政府系统的寻租空间，同步增长的大背景下，不仅政府系统的职务腐败空间越来越大，而且寻租腐败空间也越来越大。那么高薪养廉就成笑话了，要么彻底消除寻租空间的情况下，优化福利待遇。要么如果要把审批、准入、审核门槛加高，就要引入大量的监督和制度化环节，透明化环节，但我们都做不到。
第二个层次，权限应用型腐败。
所谓权限应用，就这个权力，赋予了权力使用者是或否，快或慢，大或小，局部还是整体的审批空间，所以在正当的理由之下，在正当的制度、法律法令应用的空间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个对权利的应用的可能性。原则上作为政府系统，求稳，求渐变，求局部探索，求慢慢来，求有了一个成功的样板以后，再慢慢推广开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给这样一些权力部门，使用这样一些尺度过宽的，内涵模糊的，呈黑洞结构的权力，有了一个足够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些权力的应用是黑洞结构的，不知道何时要这么审批，也不知道何时要那么审批，这个前提完全是说不准的。那么该权力部门就有了足够空间，当这些部门有了腐败的可能性，几乎它一定会腐败。拥上门来，希望从权力里面得到利益的各方势力，会蜂拥而至，游说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媒介空间。而大量的企业层面的政策研究者，会发现这样一些政策空间。极少数先知先觉者，会发现这样一些权力的应用空间，最后，以利益为媒介，把各种环节充分地勾连在一起，就出现了权限应用的庞大的空间。而权限应用的空间，一旦被刺激，一旦觉醒，就会大量地去发现各种各样隐性的，可以被应用，可以产生利益的各种权限。权限与权限的关系被激活，单个权限会成为系统权限，哪怕是过去规定特别清晰，不可绕过的权限，也可以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打通权限的应用。于是乎，腐败就得到了充分的动力，加速往前跑。
第三个层次，制度漏洞寻租型腐败。
到这个境界，事实上已经是对权限应用空间腐败的一个升华，官员自身，机构部门自身在对上级部门下发的各种制度，制定不完善的，需要自身细化实施措施的各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所以这时候权力就会进来，利益就会进来，很多尤其是把持权力的重要人员，对细化措施，对实施细则的设计上，就会充分地为自身留出空间，哪怕不是自觉地留出空间，在事后反复进行利益勾结的时候，也会逆向导致这样一些实施细则，细化措施的2.0版本当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这样一些利益，3.0、4.0版本更加不用说。企业层面在研究制度漏洞，中间各层级的游说机构，中介机构，咨询机构，在寻找这样一些空间，离退休干部，退居二线的人，也从其中能看到利益空间。官员子女、亲属，也会从社会上探听到这样的各种可利用空间。商业力量在其中作为重要推手，会推动这样一些制度漏洞被大幅度地利用，而社会强势机构，券商，投行，地方政府，官员，也更会高屋建瓴地推动这样一些制度腐败空间，服务于其战略型目的，战略形利益，最终打着正义或发展，或改革的名义，使得腐败大行其道。
第四个层次是创租型腐败。
当寻租寻到一定程度，租的边际效应被递减，寻租者们的审批空间被压制，寻租者们可寻找的利益被切割，寻租着们发现，可能寻租还不是最高境界，更高境界应该我们可以进行创租，创造各种可租的制度，以及在制度与制度的模糊地带，在没有制度规定的地方，在审批权限的模糊地带，我们会形成大量的可以自己创造租的一些空间。美其名曰是政务创新，美其名曰是推动某些事情特事特办，美其名曰是改革试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对政策的创新性应用，是大胆，是改革探索。但事实上这里面所出现的创租型腐败，其空间大到难以想象，其深度深到难以想象，尤其是在发展得比较快的地方，在基础建设比较不足的地方，在急追直赶的大的政府雄心壮志的驱动之下，创租型腐败大量出现。中国铁道部轰隆烈烈的高铁背景下的创租空间，到了骇人听闻的高度。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寻租可以比拟的，它是充分地把人性当中的狼性激活了，充分地抛弃了法制，充分地抛弃了制度，而且有堂而皇之的各种保护伞，保护下的各种腐败。是财税制度、相关制度完全不健全背景下的非审计领域腐败，留下的审计证据足够少，甚至少到没有。结合了政治意愿，结合了政府发展大的方针政策，所以所谓的做大事，不计小恶的中国文化之下，寻租型腐败隐藏得最深，其害处其实非常大。
第五个层次，合谋型腐败。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各种力量发现一些重大利益区的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力量，就会自动地集结在一起，在某些信号的导向之下，自动耦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合谋行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彻底而典型充分的合谋利益的一个公生体。官员已经意识到了，与其在普通的招投标项目，审批项目零敲碎打的贪污，小数额的财产，风险太大，不如盯准几个重大的地产商，进行高层次，高能级靶向合作。在其他审批环节面前保持清廉的形象，而在有重大利益的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为等核心利益区，形成充分的多环节的高度默契的保护层次特别多的合谋型腐败，其价值会导致最大化。
第六个层次是结构型腐败。
当政治体制，政府的运作，选人机制，干部考核指标，地方发展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准入门槛，财税政策的分配方式，地方规划权、发展权、融资权，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权，以及干部自身的权限空间，各级组织权限空间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反制约等等系统之间，最终被利益这个魔法棒趋同，被同一个利益导向所改造，构成交叉感染，整个社会形成围绕着一些重要利益的高度有机化，高度互动化，高度生态化的一个大的连接，形成依附于结构，又从结构当中大量获取核心的利益，以及这样一个腐败的群体，又去维护各种制度空间，强化核心制度领域，使得其生存长而久之。到这个层次就是结构性腐败，所以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现象，是个必然现象，是结构性腐败的使然，他也充分地揭示，我们的腐败到了何种惊心动魄的程度了。
第七个层次是组织智商型腐败。
腐败到这个程度，就会变成一个拥有智商的，高度智能化的，拥有人工智能的一个生物。尽管整个腐败体系是由各种组织、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但是个人再聪明，超越不了组织智商，当这个腐败系统高度智慧化运作，它不仅会高智能地创租，高智能地利用制度漏洞，高智能地利益化运作，高智能地利用各种大政方针，国家地区战略，高智能地进行各种利益的捕捉和分配，而且它会高职能地反反腐，它会高智能地反侦查，它会高智能地自我保护，以及高智能地进行自我隐蔽，它会发动社会力量，专家学者，舆论媒体，为他的各种腐败行为做外围的政策洗脑和理论洗脑，他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外部人员，构成一个对其腐败合理性的游说。对腐败行为高度隐蔽化，高度消解化，最终腐败的核心能源会将腐败政策化，战略化，国家大政方针化，会用腐败来服务于国家发展，令国家层面无所取舍。觉得既完成了大事，又其中部分人得了点小利，所以这种令国家层面、机构层面难以割舍的组织智商化腐败，高度不断提升腐败体系智能，不断进行腐败空间的创新，腐败模式发展，腐败商业模式的创新，腐败生态链运作模式创新的一个境界，基本上是完全不可逆境界，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到这个层次，几乎很难战胜腐败了。
第三，腐败的治理
    经过以上探讨，大家就会说，那么腐败是不是就彻底地不可逆了，我们制不服它了，到这个层面，我们就屈服于腐败，其实未必。但是对腐败进行治理，是要有办法的。对腐败的一些懦弱的一些粗笨的，教条化的，书生气的一些做法是起不到作用的。反贪体系，只是治理腐败的一些小招数，不起大作用。要治理好腐败，最起码要做到五点。
    第一点就是顶层破坏，顶层破坏与顶层设计，顶层建设是相对应的。一个系统既可以顶层设计，顶层建设，同样也可以顶层颠覆，顶层破坏。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向就是采取的是顶层破坏这样一个做法，其破坏力我们都看得见，是非常强大的。顶层破坏是破什么呢？破体制，破机制。不是破个人，破点，破某个具体行为，破不了的。顶层破坏既要破坏腐败赖以滋生的各种文化、言论、理论，揭示腐败存在的各种隐蔽模式，挖腐败的根子，把腐败丑陋的揭示在全民面前，全社会对腐败要有深刻的认知。还要对腐败当中，惊心动魄的涉及庞大权力机构的，涉及重要人员的关键环节，进行破坏式、休克式，乃至于窒息式毁坏。要以毁坏机体，毁坏自我也在所不惜的勇气，进行顶层破坏。不能在容忍中进行反腐，更不能所谓的腐败原罪特赦论，宽恕腐败，特赦腐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反腐。没有顶层破坏，腐败无从破坏起，无从治理起。
    第二，要尽快破除若干关键利益区。在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在产业上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一些重工、高准入门槛、高审批环节、高稀缺资源控制领域，出现的腐败。军工防务系统，房地产系统，稀土领域的整合，金融体系的准入等等，都会构成强大的关键利益区。下一步来看的话，涉及民生很深入的中国社区管理，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领域里面，都会大量地出现新的关键利益区。那么这些关键利益区里面的附着性腐败，它是腐败的高发区，高利益区，高勾结区，高层次区。高关键利益区要被我们深入覆盖。我们不仅要绘制中国当下关键腐败利益区地图，还要进一步前瞻三五年以后中国哪些产业，哪些空间，哪些环节，会成为关键利益区。更要革命性地前瞻，十年、二十年这样一个长度里面，哪些区域会成为关键利益区，对关键利益区的深入长抓不懈式的治理和顶层破坏，是我们必须长期采用的。
    第三，要矫枉过正，从反腐的治理手段上，我们要矫枉过正，不能恰恰好，一定要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进行顶层破坏，过度打击，杀一儆百，环境消毒，系统归零，将在同一系统下不可逆的腐败，在被进行系统破坏下，进行归零，乃至于归负的一个关键战略，没有这个战略，没有这么一个大的原则，腐败的治理无从谈起。
    第四，破局，对已构成的勾结要善于破局，善于治标，善于抓根子，正所谓问题出在前三排，领导问题，核心部门问题，关键决策人问题，最核心的主政部门，最核心的审批环节，都事实上是破局的关键。如何破局，如何毁坏，如何抓根本，抓典型，以及立体破坏，点线面相结合，乃至于整个社会对腐败的舆论层面、民意层面、行为层面、举报层面的立体反腐，这就是破局的关键。
    第五，要擒王，擒贼还要擒王，抓王者，抓关键，抓大头，树典型，而且不能慎用死刑。
第六，去舆论。对舆论要进行有效引导，有效管理，对于宽恕论，对于政体论要严肃对待，对于腐败是个别现象论，也要进行严肃对待，要清楚地认识到，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结构了。
四，腐败治理是个社会工程
要清楚地认识到，腐败是可以根治的，但必须破局，所以一党制跟腐败没有必然联系，这几乎是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本着用政体来投射腐败，说一定是几党制产生腐败，几党制不产生腐败，没有意义，腐败本身是一种独立于政体，独立于社会的，利益自动勾结过程，利益自动调节过程，它和任何社会政体没有关系，它是单独存在的，只不过如果社会提供的腐败空间足够多，腐败因素足够多，使腐败可利用的制度空间特别多，该国的腐败就会加速发展而已。那么现在，是我们面对腐败，治理腐败，正面观看腐败的时候到来了。通过对腐败体系的清晰认知，规律的深入揭示，层次的逐层剖析，每一层腐败特点的揭示，腐败与腐败进阶的规律的揭示，使得社会必须掌握腐败，理解腐败，剖析腐败，洞察腐败，最后在洞察之后，可以系统地对付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