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超级产融结合，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合，狭义上的超级产融结合则是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以广义为指导，从狭义角度出发研究，超级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的萌芽
超级产融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从于13世纪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商业银行可以寻找到脉络。早期的商人以从事外贸业务为主，有些商人发现在贸易过程中的货币兑换和商业借贷往往有利可图，于是逐渐地脱离贸易专门从事该类业务，由此诞生了商业银行，金融资本从贸易资本中独立了出来。这种早期商业银行与商业贸易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可以被看作是超级产融结合的初始形态。
二、政府放任下的自由结合
早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对国内贸易提供短期融资，很少对工业融资。直到19世纪在英国，商业银行才开始对工商企业发放贷款。为了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和短期融通的问题，工商企业开始设立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对企业的这种行为，政府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国家发生了企业的兼并狂潮，资本与生产不断集中，最终产生了垄断。产业的垄断资本与银行的垄断资本不断结合，一方面，银行参股企业或直接开办企业；另一方面，企业参股银行，或者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或者通过创办自己的银行而将资本触角延伸到银行业务领域。
在资本融合和相互持股的基础上，银行业与工商企业在人事方面也相互渗透。此外，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还积极介入股票、公司债券等发行和交易活动中，并成为直接融资的重要参与者和资金的重要供给者，从而出现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混合的现象。
在产业界与金融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大型垄断企业，如美国的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日本的三菱财团，三井财团、住友财团；英国的巴克莱财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财团；法国的康采恩等等。
三、经济危机后的政府限制
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不同国家采取了方式各异的手段应对危机。一些国家如美国开始实行严格的金融分业管理，限制银行业对产业部门的渗透和控制，以此防范金融风险的传递；而另一些国家如日本根据政治及社会经济的环境，对相关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安排进行了变更。
美国对超级产融结合的限制：作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对其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最惨重。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垄断，二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混合。有鉴于此，美国先后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33年）、《证券交易法》（1934年）等法律，限制垄断行为的发生，并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之间的市场准入、相互持股和投资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为了躲避管制，银行创造银行持股公司的形式，主要商业银行都改组为银行持股公司或控股集团，将一系列小银行或工商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金融创新，银行资本在限制下依然向产业渗透。
日本对超级产融结合的限制：二战以前，日本实行的是财阀统治经济体制，若干个大的财阀家族组成的财阀体系控制着重要产业部门和国内经济命脉。二战以后，旧财阀被强制解散，但随着国内金融环境的改变，生产和资本重新体现出集中化的趋势，并最后形成了以第一劝业、三菱、富士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银行。
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日本进行了大幅度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以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为基础的金融制度。一方面将金融业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等部门，禁止各业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将银行业务分为长期业务和短期业务，建立地区金融专门机构。
总结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始、至80年代这段时期，以美、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超级产融结合制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法规和措施，使这一阶段的超级产融结合在总体上受到了一定的束缚，但是超级产融结合的内在机制并未在根本上受到触动，反而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拓展等途径，使超级产融结合的范围和层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产融深化结合
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胀。在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有关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迅速兴起。在这种背景下，超级产融结合除了通过金融部门和工商企业之间债权、股权等资本连接以及人事结合得以体现之外，还主要通过变革金融业经营模式及管理制度，使超级产融结合在宏观上获得了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超级产融结合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