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之事已争执月余，眼下，真相渐浮出水面，巿场又将归于平静，正如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巡视员杨沫和所形容：“是一场闹剧”。不过，也有媒体记者私下讲：“背景甚复杂，恐怕不会如此简单了事”。实不相瞒，为了验证我的判断，5月中旬我去了千岛湖和丹江口两地，随调研组查看了农夫山泉的厂，也参加了一番争论，结局正如我此前期待的那样：产品没问题，水源更没问题。

      如今再讨论农夫事件“谁之过”、“谁之输赢”已无意义，现在我只想阐述一番：事件背后所映射出的社会顽症，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健全过程中的几个文化毒素。

谁造就了农夫的倔脾气？

      在浙商里头，钟睒睒并非最另类的。比一比刚宣布卸任的马云、并购沃尔沃的李书福、跟欧盟高调打官司的黄发静等人，再来看钟睒睒的“屡告媒体”、突然“退出北京市场”已不足为奇。事实上，几乎所有挥洒着非公有制经济灵感的浙商，都可能做出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来，浙商，确是中国市场经济队列中很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为何与众不同呢？

      2006年3月3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报告会上讲到，“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具有先天市场属性的民营经济，浙江已经成为中小老板的社会，成为创业者的社会，进入了具有‘中间大、两头小’为特点、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和谐社会阶段”；“浙江商人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作风”。

      习总书记当年的一番话，道出了民营企业家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作为其中一员，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身上，同样具有习总书记叙述的共性特征。我觉得，浙商除了承袭江浙近代史上的人文遗风，更有二十多年来浙江省历届执政者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的适宜的成长土壤，政府服务观念强、创业者积极性高，尤其在外向型贸易模式的感染下，市场机制、市场精神得到尊重。于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磨砺，从浙商中陆续走出了中国汽车工业、食品、外贸以及电商的巨头。

      在这里，中国的“经济成分歧视” 也被彻底打破。

      数十年间，浙商已经习惯了在中央经济政策导向下浙江省历届领导为其提供的公平宽松的市场氛围，照市场规律办事、以市场规律为准绳，成为企业决策拍板的基本准则。这样的环境，也培育起农夫山泉以及钟睒睒的倔强性情——对于破坏市场规律、干扰市场秩序的事情，毫不掩饰地抵抗。

      我想，农夫山泉十三年来的诸多麻烦，大都也是这么来的。

搅局市场：社团行政化、新闻贸易化

      无疑，此次让农夫山泉头疼的，即不是“标准乱象”，也不是“舆论乱象”，而是事件关键角色“某协会”、“某媒体”背后，中国特色的社团行政化、新闻贸易化的乱象。

       首先说说社团行政化问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数年，“服务型政府”也成为新的诉求，加之自媒体监督影响力聚增，政府也越来越低调。这无疑是眼下社会的正能量。与之相反的是：社团组织的“政治情绪”却比政府还要高涨，“讲政治”成为的主要工作之一，于是，他们以强大的＂政府感＂很快拢络到一批官本位意识浓烈的企业盟友。当然众所周知，社团组织并未被国家授予任何行政权力。

      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数据），统计全国各类社团238747个，全国性1800个，省级23364，地市级以下21万多。我觉得，不论叫什么名字，社团一般有两种创办动机：一是体制演变而来，有的负责人至今还保留了党政机关职务，甚至是政府直属单位；二是民间人士通过各渠道获得审批的社团，创办的目的就是搞经营。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高调得多，胆大得多，政治口号喊得更响，它着实地帮一些满腔热血的兼有政治和经济梦想之士成了名、发了财，也让某些企业找到了“组织”，创建了情感纽带、政府公关联盟。

      对于很多企业家而言，巴结行业社团性价比很高：一來迅速组织，二來政治风险小，三來维护成本低。想想看，如果钟睒睒的名片也印有“某会副会长单位”的头衔，自然不会受到该会“被建议下架”的待遇。占卜之土常讲，破财免灾——我觉得，以经营为目的社会团体虽然不能保证你产品质量优秀，但保证你出任何事的时候，拉你一把。同时我也断定：社团行政化的根本动机，是将欲其变现为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