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说过：“质量问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素质”。意思是，质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整个民族精神素养的表现形式。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十三次提到了“质量”一词，涉及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国民经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党的建设等六大重点部分。特别是在报告的第五部分，明确提出了对“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相关要求。

    可见，质量之内涵，既通民之命脉，又系国之危重。

    过去的几年里，我国发生了诸多社会事件，其中能与“质量”字眼关联者甚多，这使得数年前就被地列入学术课题的“质量文化”一词，在舆论圈里又被热情地追捧起来。鉴于社会上普遍观点多限于企业生产层面，并略有偏解，我欲借本题粗谈一下自己对质量文化的理解。

正确理解质量背后的精神结构

    如今社会上有些人喜欢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意思概是对社会问题“顿悟后的不可思议”。这说明现代人的责任感开始提高，已自觉地对社会问题展开深思性的关注。但是，将个人情绪强加予民族品格，却是有点小题大做。我可以简单并全面地回答这些人感性的质疑：中国人没怎么着。

    实际上，我们平时太缺乏对中华民族的了解，也太少去包容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思想总停留在沙滩上，整日盘算着、捉弄着潮汐给送来贝壳和小虾，再不愿费神地去深谋远虑。我们总喜欢拿道德说事，总期待着问题的背后牵引出更大的“内幕”，总觉得问题的“深刻”不是深度而是“复杂程度”——其实，这只能说是娱乐化的心理，不是看待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久之，却成为民间的风气。

    从经验来看，重大质量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的主题都会集中到“监督管理体制”、“官员腐败”、“企业经营道德”如此问题之上，认为问题的根本原由，皆在监管纰漏和经营违规两个方面，已成为看待质量问题一贯性的立场和观念。这些认知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某些官员、某些企业或某些利益集体，确实存在诸多违规行为。但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对质量的认识和探索，也不能停留在这般水平上，否则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我的观点是，单纯地把质量问题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问题，是不全面的，也违背了理性。

    在应对质量的问题上（多指生产领域的质量）,我国逐步建立了各级监督、管理与执法部门，制定了标准化、检验、计量、统计等系统的控制流程，发展了各种舆论载体，完善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近些年在国内、国际（特别是食品、玩具类产品）市场的突发性质量事件的处理上，已经显现出这个体系的优势，处理成果显著。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恶性质量事件在短期内尚不能够有效避免，存在的隐患远大于防范措施。所以，就不单是监管和控制就能做到的了，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去影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建立好全社会的质量文化，从根本上提高民族质量观念的自觉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花的心思和开展的行动太少了。

    自古而今，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一直有几种观念没有很好地建构，或者说没有促成建构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例如，质量观念、形式化审美、公共空间意识等等，质量观念是民族精神结构中尚未发育成熟的重要单元。质量意识发生，不一定发源于商品生产，但它主要是指对商品生产。严格地将，中华民族的质量观，应当是我国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之后，近百年内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先秦诸子时代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哲学并没有显现出对质量意识萌生的启发。古代中国的商业不发达，长期的农耕文明造就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嫁接到封建政治意识中，时刻制约着集中化、规模化商品生产的发生。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庞大的内需，没有长距离的流通，没有大量的商品交换，甚至有些时期因战争而大大地降低了人的生存底线——连生命质量都难以保障，自然没有质量观念产生社会现实基础。

    到是某些典籍，偶然能找到“精益求精”、“庖丁解牛”等类似反映细致、周全、追求高超境界做事精神的成语和典故，但又逐渐转化为对人的精神品格的理解，并没有发展成为衡量做事质量的标准。

    质量意识没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性部分，是中国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个重要的因素，感性地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和浅显的批判，不从积极的态度去提高全民质量意识观念，一味地归罪于道德问题和管理，是值得那些“反思者”再次反思的。

质量问题的古今对话

    立法监管与制度控制尚不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唯一途径，要注重传统意识结构的修补和对质量文化的普及，要不断将质量意识根植于民族精神，进而保持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平衡。那么，在没有完善质量观念及质量评价系统、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生产力和传统思想的古代中国，生产质量又是怎样的呢？

    汉朝以来，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瓷器之路”上，中国人依靠淳朴厚道的技术工艺和极高的生产品质，让丝绸和瓷器成为民族最荣耀的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征途；隋朝工匠李春建造的安济桥，在千余年自然风化与人为磨损之后，如今的赵县人民仍在享用它伟大智慧的恩泽；战国曾候乙的墓葬中，两千年多前的青铜器，其设计水平和制作技法，皆为现代人所赞叹；军事方面，古代人民建造了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艺术方面，古代金匠制作了工艺极其复杂的且是中西技术结合的景泰蓝，是对国外技术吸收创新的典范。

    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古代中国人的确创造了大量堪称中华文明标志的器物，使得古代中国在外交、外贸事务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让我们现代人深感不及。古人无明显的质量观念，但其创造质量，却值得今人学习和赞颂。那么，现代人处于新时期初步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框架下，为何又常常受制于低水平模仿的思维，并对生产劣等商品乐此不疲呢？如果不能解释得清楚透彻，某些人又要那样发问了——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大分工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质量文化这一尚未完善的意识形态显然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基础无法匹配，加上市场经济主流意识的引导，出现了传统文化惯性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激烈碰撞，催生了各类社会问题。

    实际上，我们讲的质量文化并不限指产品的质量，还有生活质量、教育质量、创新质量、民生质量、环境质量等等，等等，质量意识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关照，且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时代更替的节奏加速，人们沉浸于具体事务中，忙碌于竞争和被竞争的追逐，情绪变得浮躁，立场不再坚定，开始淡视事物的本质内涵和人生的终极价值，对事物表面价值的注意力超过了事物的品质，甚至在经济利益的纵容下，背叛了道义。

    这一系列的现象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质量这个词汇的范畴，实是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动摇。因此，我们必须传承传统精神，发扬民族品格，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质量观。今天看来，这些都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

质量文化是商品质量问题的土壤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价值观使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当社会主流意识承认以经济目标为价值实现的终极标准后，我们的生活、教育、情感都在超这一目标运动着，趋同着，有时连文化、道德都成为经济的附庸，法律也被置于其次。一时间，一股以“是非不重要，真假无所谓”等观念为代表的社会风气酝酿并发展起来。到今天，由此引发的大量的当代问题陆续露出水面，并普遍化了。

    可喜的是，看清了这个问题的人们开始行动了，党和政府自然首当其冲地作了表率，开始实施文化救援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创造主体的大众，要真正地反应过来，尚需时日。

    当然，我们精神空间里冒出了不和谐的冲动，但并不足以动摇整个中华民族的坚实架构。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大篇幅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就是屏弃那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融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得优化我们的精神空间。

    发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可以在几十年内迅速完成，而完善一个民族核心的文化性格，却是需要几代人通过数百年的时间共同努力。同样，质量文化建设也要比完善质量立法艰难得多。中国质量文化问题的实质是，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文化却没有跟上经济的节奏，并在出现问题后没能给予必要的回答。

    通过文化建设改善质量问题是漫长的，也是根本性的。

    只有质量文化的良好发展，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转。我们要坚定信心，认真务实地面对这个很多人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深刻地理解社会中的古今问题、中外问题，经济与文化问题，科学地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协调好继承和创新、经济和文化、道德与法制等对立关系的发展步调，社会必有大和谐之氛围。

质量文化建设的建议

    每年9月，从中央到地方，红红火火地上演以维权为目的、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内涵的“质量月”活动，是强化全社会质量意识的一个重要举措。活动的精神本质，实是对我国经济与文化、制度与道德这两组对立关系问题的检验和调解。加大质量普法，建设质量文化，我有几点想法和建议：

一、最大化动员媒体力量

    2001年，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在央视10套开播。不久的日子里，开讲的几位教授象影视圈里的明星一样，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媒体也为其冠以“学术超女”等各类美名。这种现象，持续了10年之久。

    我不认为百家讲坛是所谓“学术英雄”的天下，仅当是一档改善了大众对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审美趣味的娱乐节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电视媒体的包装力量，看媒体对知识的影响。社会上大有比“百家”思想渊博者，院校里大有比“百家”口才出众者，社会何将他们立为学术的英雄、知识的标榜？——这显然要归功于媒体。媒体让沉睡在书架上的人物传记和那甚至课堂上的文学评论搬上荧屏，以另一种符合大众审美的面孔展示给观众，造就出“百家讲坛派”学术名人。现代媒体，已成为社会思想传播必要的平台，便捷、多样、灵活的功能，使其能量远大于其它的传播形式。

    引借上题，我们何不以“百家讲坛”这种电视化、传媒化、艺术化、娱乐化的栏目为例，在类似节目创办的基础上，贯穿一个社会效益的思路？——也就是以树立新时期的民族质量观为内涵，全面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观。对于任何一家媒体甚至一个媒体联盟来说，这并不难，就看谁愿意牵头，谁有责任心、信心和恒心坚持做下去。

    毕竟文化的建设，是件长久的事。

二、质量文化的艺术化

    无论“百家讲坛”栏目上演，还是央视2套、央视10套等电视节目的策划开播，应该说都是成功的。分析其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把原本乏味的客观内容，在表达形式上充份地实现了艺术化。如中央10套，突破了人们原来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方式，用艺术的情感开启了兴趣，又借助艺术的手法给出了科学的答案，赢得了观众的好感，得到了成功。

    搞社会文化建设，也有必要这样尝试。一部关爱残疾人生活的电视剧《花开有声》，将艺术形式与社会精神结合得相当有水平。观该剧，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胜普通公益宣教数倍。然美中不足的是，这类好作品数量太少，历时短暂，影响面仍很窄。

    如今，有进步的世界观、深厚的责任感的中国艺术工作者不在少数，有人成为了艾滋病大使，有人参与扶贫工作，有人加盟于青少年救助之列。那么，结合媒体力量，实现质量文化传播的艺术化，动员一些参与质量文化之精神火炬传递，理论上是易行的。

三、企业动员参与传播

    由于商业不发达，古代中国没有形成象今天一样的商业文明空间，而社会文化的传承，也主要靠家庭和朝庭两种时空形式进行。如今，家庭、政治、商业、文艺领域在传承不同类型的文化方面各有待点。譬如，近年来企业界在宣传节能文化方面，显现出比政府和百姓都积极的态度，致使节能成为时代主题观念之一（当然，这也归因于企业是该问题的肇端）。质量文化首要体现于产品文化，且与民生关系最密切，故质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企业界当责无旁待。

    难题是，我们无权改变企业以赢利为目的这一根本的性质，无法避免经营意识中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相较量的存在，随后就出现了不能兼顾者，甚至见利忘义者。所以对企业，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系统，来协助并引导企业尽量实现公益和赢利“两全”的目标——就是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兼顾”的思想。

四、全民动员参与建设

    质量文化，涉及面广，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深入到每一个生产领域、生活空间进行精耕细作。除了艺术形式外，百姓生活的亲身体验及言传，也比单纯的宣贯说教深刻得多。因此，要树立全民的质量观，必须开辟全民参与的路径，综合媒体力量、艺术形式和企业的能力，搞大众化的活动，必须自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当今社会要求全民全面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质量文化既在这个民族精神大体系之中，就要用民族的视野去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