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是德意志人的传承性技能。无论普鲁士时代的军国主义狂热，还是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洲际远征，都让世界人民为之一震。进入十九世纪，频繁与四邻争抢地盘以及挑唆世界大战，让德意志人的疆土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然而，德国的军事科技、武器生产却由此变得异常繁荣，得到长足发展(估计要仰仗于之前德国的宗教信仰、较有优势的军事赏罚制度、扎实的工业和经济基础，否则连年征战会将整个国家拖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事科技已全面领先于世界各国。

    高科技的武器是战胜的保障，让德军如虎添翼。以火炮为例，二战时期世界上最大口径、最大威力、最高初速、最远射程的火炮技术均由德军所掌握，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的前身即是德国最著名的火炮制造专家。

    再以坦克技术为例，德国曾于1939年将“虎式重型坦克”(Knigstiger)的研制命令下达给大名鼎鼎的保时捷、亨舍尔、奔驰和MAN四家公司。随后保时捷与亨舍尔为德军贡献了世界上最大功率的坦克。这种坦克也成为德军陆地作战的“头牌”武器。

    除此以外，德国还制造出世界上最大潜深的潜艇、世界首个反舰导弹(Hs-283A)、世界上首个实战型喷射机(德国Me262)等。今天大名鼎鼎的蔡司公司(Carl Zeiss Jena)也曾经在军事侦查、作战技术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武器生产和军工贸易还算不上真正的商业行为。然而，正是因为非商业用途的严苛的政治和军事诉求，才使得德国工厂肯花费巨大的工作周期，苛求于产品的完美表现，让德式武器叱咤战场。可以说，长期的军事化生产标准和管理模式，造就了德国工厂极端严谨的作业习惯。

    二战之后，德军完败。根据1945年“波茨坦会议”精神，苏、美、英、法等盟国达成了管制德国的经济总原则，要集中精力消灭德国垄断性组织和消除军事工业潜力。于是，那些曾为德军制造最先进武器的企业被外国人接管，顺理成章成了他们牟利的新工具。

    不过，盟国占据和管制也促进了德国优秀工厂由“兵器型”向“民用型”的快速转向。1946年3月，盟国管制委员会规定把德国工业分为三类：造船业、飞机制造业、无线电器材制造业、轴承制造业、重型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合成燃料生产、丁钠橡胶等14项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要予以禁止;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气工业和汽车工业等12项转为民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工业则促进其自由发展。

    出于保命的考虑，曾涉足过武器制造(或相关经营)的德国工厂开始以各种名义、手段、机会转型为民用产品定位的企业。虽然定位及产品转型，但雄霸世界的一流的军事、航空航天、化学工业技术的标准和精良品质被传承下来，成为今天德国制造业的巨大遗产。

    如果说今天的德国商业精神中蕴含着毫不妥协的苛刻及完美主义，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地回顾它两百多年来血肉横飞的战争史，才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辛酸。尽管中国人喜欢把德国商业精神、品质观念修辞的神秘和唯美，但那未必是德意志民族意志“比较优势”的展现，我倒是觉得更像是一笔血债，是靠世界大乱和士兵、百姓横尸遍野的代价换来的。

    本文仅仅是对影响德国商业精神形成的军事与战争要素的剖析阐释，另几个方面的影响将以连载的形式奉上，敬请期待信仰禁话论专题撰稿《德意志你学不会(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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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专家、顾问：彭新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管理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荣获“第三届中国管理大会杰出管理学者奖”，目前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中西管理思想史、社会发展理论、进化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栏目主创、执笔：魏涛，中国伦理学会会员，山东省伦理学会会员，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职研究生，曾任中央级媒体记者、执行主编、总编助理等职，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商业伦理、公益营销理论与实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