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寇克卡迪的海关公务员家庭，家庭条件优越。他的父亲的职业是律师、军队法官与海关监督，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他聪明好学，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17岁时转入牛津大学学习。他毕业后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过了几年后又开始讲授经济学课程。他后来回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1787年，他应邀请为英国内阁成员讲授经济学，最后，他被推荐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工作三年左右后去世。他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两本代表性著作是《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以个人利益为行动的指南，我们经常需要别人商品与服务，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交易双方都能受益的方式交换商品与金钱，人是会交易的动物。我比较认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这一观点。无利不起早，趋利避害，这是人的天性。人的行为大部分都受利益的驱使。当你需要驱使一个人做事时，你给予的利益等于他的期望预期或者大于他的预期，这时他就会愿意受你驱使。这就是当一百元、一千元不行的话，当你把价码提高到万元、百万元、亿万元的时候，肯定能驱使他人做某件事情。这不是拜金主义，更非金钱至上，这是人对自身价值的标价，待价而沽。个人利益非单纯的金钱物质利益，还包括荣誉名誉利益、人格尊严利益、政治利益、情感利益、性利益、繁衍后代利益等等。但对人类这一生来讲，“名利”两字的利益最重要，人非圣贤，大多数人都难以跳出“名利”两字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真能跳出“名利”两字的利益的人还是有的，但这是少数人，是大彻大悟的人，是具有圣贤光环的人，但他们是少数派，不具有人数的大比例。成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成语揭示了人类好利。不管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皆有利益的存在，关系特别好的是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关系不睦的是双方都在损害对方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皆是如此。双方获利，皆大欢喜。当你需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帮助、合作，必须让他人看得到利益，这利益不单纯是金钱物质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

      我按照“名利”两种价值观提出了一个“名利价值”偏好模型。把“名利”按名誉与利益两个维度的偏好进行划分，可得出四种结果，一种是爱名重利型，二种是不爱名重利型，三种是爱名轻利型，四种是不爱名轻利型。绝大多数人属于这四种名利价值偏好类型。人们的行为选择就是要不爱名，要不重利，而不爱名又不重利的人属于大彻大悟的圣贤之类的角色，不恋红尘，不染俗世。

      人类之间的分工协作，也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的。因为一个人无法完成所有的商品与服务，所以需要利用自己手中的商品与服务去交换别人手中的商品与服务，这个利益交换过程，就促进人类的大生产、大分工，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使得社会物质财富丰富化。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人类之间的爱恨情仇，往往涉及到利益交换，没有利益交换这个基础，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爱恨情仇。

       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要吃饭、穿衣、学习、睡觉、工作、娱乐等，这些活动需要的物质与条件都要求人必须通过利益交换来获得。一个人出售劳动力、学识、智慧才干，通过工作获得工资的金钱，然后用工资收入去购买衣食住行的所需物品，人就是这样通过交易完成利益交换的。金钱货币是利益交换的媒介之一。

       虽然我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我认为人不要成为利益的奴隶，要把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组织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换位思考，要能以他人、组织、社会、国家利益优先，做到“我将无我，不负国家、不负人民”。因为我们是人，比动物高级，这高级体现在我们的精神境界，人不能只会去交易，有些还要会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自我，服务人民。人民最大，自我最小，以小护大，人民就最伟大。任何人在人民面前，都不能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惟利是图。

       现代社会的大分工越来越细，大协作越来越广，这都是经济社会的有利的一面。生产力的大发展是由劳动力的大分工造成的，而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则需要我们人类之间进行大协作、大配合、大互助。全球化的经济与全球自由贸易化则需要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大协作、大配合、大互助，才能使得我们人类的经济大发展、大进步，任何反全球化经济与反全球自由贸易化的倾向与行为都是逆时代而行，逆大势而动，都不配成为人类大家族中的一员。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