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睿成          史贤龙

 

       不愿意、害怕看到的消息还是比想象中更快地来了：距富士康最近一次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7天，被有些媒体成为“富士康第十跳震撼上演”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再次发生，全国一片哗然。

       我们也被震撼。

       富士康第九跳后的5月18日，在济南进行咨询作业的博纳睿成星火项目组一次会议的间隙，我们提出对富士康九连跳的看法：出现连续同样形式的自杀事件，一是自杀本身成为一种潜意识心理暗示，二是厂区刻板的工作时间及视觉上单调的景物、着装对于心理存在一种压抑或烦闷的刺激，三是富士康找所谓高僧或风水师作法，及“有关学者调研”声称富士康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言论，对于平息连续自杀者家属情绪及公众舆论都是负面作用。因此，当时认为富士康还会发生新的一跳。

       但，当这一跳真的来到时，一种莫名的悲痛袭上心头。

       看各种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以及事件相关责任方（富士康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媒体等），似乎还是在以“个体偶然性”来“定性”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未免肤浅与颟顸。

       肤浅之处在于对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用逻辑学概念，指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认识不足，颟顸之处则是“唯GDP增长论迷思”（包括金钱至上、成功至上、物质第一等观念）下对个体生命与人性的漠视。

       富士康自杀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正是被推崇了30年的“中国制造优势”内在逻辑中的反人性一面。

       这种反人性一面几乎在标准中国制造的企业内都普遍存在，富士康作为一个将工厂社会化的大型制造企业，表现更加触目：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

       摘引自《记者潜伏富士康揭员工自杀之谜》作者：杨继斌 刘志毅（2010年05月13日   来源：南方周末）  

       很多人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代制造业“制度逻辑”已经习以为常。

       城市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帮人在享受这种制造带来的物质富裕时忘记了，那些在这样的制造逻辑里生活的人（这些人的学名是产业工人，俗名叫农民工），他们虽然赚取了比务农或失业多一点的工资，但是其人性基本层面的需求---生理需求、社交需求、被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都没有得到基本满足。

       中国制造所奉行的管理方法仍然是以“泰罗制”为核心的“唯效率”方法，泰罗制的本质是将工人训练成可以如机器一样的“精确动作”，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其巨大的管理方法论贡献之外，对工人人性的漠视是其内在本性的缺失。

       中国社会在谈论中国制造的时候，政府、媒体以GDP增长为炫耀本钱，企业家们则跟着舆论风潮大谈从国际化到慈善到低碳等热门话题，就是很少谈自己企业里的员工满意、员工幸福等。

       但是，泰罗先生的科学管理是以工厂作业效率化为核心的，美国产业工人在8小时之外还有教堂、社区、朋友、体育、啤酒馆、汽车旅馆、Lover in Car(汽车情人)等，没有可能预见到中国制造已经不是“8小时的工作”：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泰罗制的工厂已经变成了“24小时生活”本身----如果说8小时工厂工作还是必须忍受也可以忍受的“生计活”，中国制造却将泰罗制变成了无法逃避的生存“城堡”----这才是富士康事件背后真实、残酷又无奈的中国制造的体制悖论！

       本来企业为员工提供集体宿舍还是一种减少工人生活成本的福利安排，但在如富士康般18平方公里聚集30万人的厂区里，这种集体宿舍开始异化为一座荒谬的城堡。

       在这个城堡里的人，被判如西西弗斯般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却享受不到生命的乐趣与心情的放松，能看到自己的“最好未来”就是尽快逃离这个城堡回到家乡。

       这个生活城堡本身的荒谬性足以让绝望、无聊成为一种群体氛围，让自杀成为脆弱的个体的解脱。

       富士康其收入水平、员工劳动保障等都是中国制造的佼佼者，但是富士康还是以十连跳被推上中国制造的祭坛，富士康成为了中国制造反人性本质的标本。

       这些敏感而脆弱的年轻生命（自杀者年龄在18—24岁），以血的代价揭开了中国制造优势的辉煌面纱背后，其内在体制中的反人性一面。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告慰这些不幸的死者，及避免进一步悲剧的发生，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制造优势论的各方责任者们，从内心里开始关注中国制造现有体制里的非人性的管理、环境、生活，而不是简单地搞什么临时性的员工心理辅导。

       勇敢者牺牲生命，如无数的革命烈士们，如谭嗣同，信奉的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唤醒大众；脆弱的生命，以自杀选择解脱个体烦恼，如富士康的十连跳，是在以弱者的血唤醒社会的良知：好让社会知道，在制造繁荣的背后，还有一群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这群人改善其生活环境，不是企业或社会的慈善，而是企业与社会的责任。

       我们不是在唱高调，而是在看到媒体都在以富士康如何解决员工心理这样伪命题的背景下，太缺少对中国制造体制本质的反思与反省，太缺少对死去的与仍然工作着的中国制造里产业工人的起码尊重与关怀。

       历史决定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为时代做出奉献甚至牺牲，但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让这些生存方式与牺牲不要延续到未来。

       中国制造要保持其未来的优势，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内在体制逻辑中的反人性一面，否则，这样的优势还有什么意义？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崛起如果不是以中国人的广泛幸福为归宿，这种崛起的价值在哪里？

       最终，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富豪寡头，也不是为了制造一群先富的权贵利益集团，而是为了在这个制造体制内的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如此，才是中国制造真正的进化与升级。

 

2010年5月21日 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