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

    可惜的是，巧能成事、即对孙子兵法的上述胜战之道运用纯熟的，却是近代的日本：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1年偷袭珍珠港，日本在其毁灭之前的历次军事冒险，都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

    日本在近现代战争中战术上的成功与理性，并不能掩盖国家战略的短视与狂妄；但至少也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思维上的特点，是必须认真对待与研究的问题：日本的战略思维，既有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基因，在战略方法上，却是原汁原味地领会了《孙子兵法》，反而是中国的战略思维，总是背离了老祖宗的智慧财富。   

    战略思维，即指导特定组织行动的方法与逻辑。了解对手的战略思维特点，方可谓“顺详敌之意”，才能千里杀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研究日本者，以关注其文化与国民性格者居多，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年），蒋百里的《日本人》（1939年），到著名的《菊花与刀》（1944年完成，1947年公开出版）。其中，《菊花与刀》被认为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战法（原子弹逼降、不采取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保留天皇等），甚至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统治方式。

    《菊花与刀》为美国人如何做好日本的征服者提供了文化指南，中国作为在半个世纪里被日本征服、侵害的国家，对日本的研究却仍然以日本文化为核心，就有点大谬不然、南辕北撤了。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侵略者，中国对日本的心态是蔑视加仇恨再加几分羡慕，缺少的是冷静的剖析。抗日就是游行加抵制日货，却没有认真总结日本人屡败历届中国政府（清朝、袁世凯、蒋介石）的战略思维。战略短视的国家，被动挨打是必然之事。

    本文希望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及其路向有所补益。

 

    日本人的战略思维特点，有战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日本国民性、特别是对中国情结的特殊性。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以全世界范围来看，是独此一国、绝无仅有。恰恰是这个独一无二，让中国以两个朝代的覆灭、3500万人的代价，遭受了最沉痛的损失。

    基于日本对中国战略的策动与实施过程，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历史轨迹，总结为七个战略要素，由一个战略目标与六个战略方法组成的完整的国家战略系统。为便于记忆，取名为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非常6+1”。

    先说日本运用纯熟的六个战略方法：

    1、 战略烟雾：麻痹对手。

    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在丰臣秀吉的海盗战略失败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朝鲜为跳板、割据东北、控制华北的战略。直到甲午战争，清政府对于日本假道朝鲜侵略中国的意图，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当做笑谈。

    日本人为了麻痹清政府，打出一副帮助朝鲜的正义嘴脸，培植朝鲜内部的革命势力，目的就是将清朝的宗主势力先赶出去，获得朝鲜这块进军中国的战略跳板。

    利用溥仪成立满洲国，偷袭珍珠港前对美国的示好，日本人在战略烟雾上都费尽心机。战略烟雾的最大目的，就是麻痹对手。钓鱼岛国有化有利“维稳”论，就是一个新的战略烟雾，即灌给中国与美国的迷魂汤。

    2、战术准备：精密算计。

    日本的剑术、茶道、插花、漆器等，都侵润着注重细节、算计、专注等精神，与不求甚解、崇尚无为的中国性格相比，日本人崇尚精密算计与高度可控。

    无论是甲午前日本举全国之力的海军建设，对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战略情报的搜集，满洲国的殖民化，或是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即使是松山战役体现出的对战斗地形与防御火力的科学配置，无一不体现日本在战术准备上的不厌其烦与钻研精神。

    这种擅长无中生有、巧能成事的战术准备，使一切偶发的行动都与最终目的相联系：到现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被日本人刻意描述为类似萨拉热窝刺杀案的“偶发事件”，就像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归结为潘金莲的窗帘杆偶然砸到了西门庆。

    这些睁眼讲瞎话、瞒天过海的论调，竟然被部分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相信——这些历史学家的战略智商基本为零。

    3、唯胜为大：没有底线。

    日本人有切腹自杀的性格，也有翻脸像翻书的秉性，在日本人，坚毅与投降是可以并存在一个人身上，为了胜利的投降，向强者屈服及学习，并不可耻。黑船事件、原子弹之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性格的体现。为了胜利，日本人什么都愿意去干，没有任何道德的、原则的、面子的顾忌。

    这种能上能下的二皮脸性格，中国人还真是不具备。很多时候，中国人的性格很“宋襄公”，如被儒家赞颂的正冠而亡的子路。

    对日本人，要么你彻底征服他，要么他就会彻底征服你，这是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逻辑。中国人喜欢的双赢、为对方考虑（厚道）等，在日本文化里几乎没有。投降与妥协是日本人理解的弱势者的策略——其实这就是屈服的本质。

    4、间接路线：乱军引胜。

    间接路线战略，就是《三十六计·声东击西》里的“敌志乱萃”、《孙子兵法·谋攻》里的“乱军引胜”。间接路线方法包括培植内间内应（上智为间），支持敌国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让敌方决策层内部产生分歧，渲染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

    间接路线的主要目标，是敌方决策层及社会精英，使这些掌权者内部分化，社会思想混乱失去凝聚力等。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1935年）一书里写道：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的不屈不挠的信念。

    对任何—国人民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清破坏其团结的残忍的敌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对破坏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促成民族的团结。而总体战领导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而这本来就是总体政治所应负的民族义务。如同要求对敌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一样，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及其基础也必须持正确看法。

    破坏这种民族精神、国家团结，或者让对手自废武功、自行崩溃，是间接路线的战略目的。

    5、假痴不癫：既成事实。

    《三十六计》对假痴不癫的解释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

    日本人战略思维的特点是擅长伪装——说“擅长”都委屈了日本人，说热衷迷恋陶醉可能更合适：出兵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占领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反抗西方文明；钓鱼岛国有化，是为了减少刺激中国……这些假痴不癫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做的人是假傻，信的人才是真傻。

    钓鱼岛事件之前，从石原抛出购岛论开始，国内外的很多专家都在论证购岛的不可能（就像现在论证中日战争不可能一样），日本官方甚至多次传递“维持现状”的信息，直到在一个月内快速完成所谓国有化交易，才让中国认清这场双簧戏的真实目的。

    现在中国做出强硬反制，日本再次启动虚虚实实的伪装欺骗手法，这边呼吁冷静克制，那边示弱经济受损，不知国内将游行抗议等同于暴民、唯恐损害经济的专家公知们，究竟是真傻还是装傻？

    日本人对于在假象中达到目的的精巧计划及其热衷，甚至视为最大的奖赏。疯狂与冒险是日本的性格特质，中国语境下理解日本人的疯狂与冒险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语义里的疯狂与冒险都意味着冲动、偶然性、鲁莽甚至幼稚等，日本人的疯狂与冒险是经过精密算计、精心准备、恒心坚持的疯狂与冒险，是一种高度理性（未必正确）的狂热。武士道、下克上、偷袭珍珠港等，都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6、不宣而战：一战决胜。

    传统的战争通常经过宣战、动员、集结、对阵、战役等诸多阶段，且经多个小战役而最后决战。现代战争无数次颠覆这种战争过程的观念：如首战即决战。日本的近代战争方法，对西方的战争思维也造成冲击。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里总结道：以为战争必须从宣战开始，是一种错误观点。日本1894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年对俄国的战争，是以突袭中国或俄国的运输舰或战舰开始的。不要象1914年那样，发表什么宣战书或漏洞百出的人民宣言，它曾使德国的作战和人民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难以言状的损失。

    显然，不宣而战、一战决胜，在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中得到体现，偷袭珍珠港则是日本式战略思维的延续。

    在可能的钓鱼岛交兵中，战斗的形态将依然会是不宣而战且一战决胜——从目前的实力对比上看，日本并不拥有一战击溃中国，或者成建制击败某个舰队的能力，重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却在理论上拥有“摧毁日本”的能力。

    但这种战略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可能的“钓鱼岛海战”，中国一定会获得战役胜利。日本在局部战役上的武器等优势，未必比中国军队差。认为钓鱼岛海战中国必胜，这是危险的轻敌思想。

    有些友好人士看了上面的内容，或许会认为将日本人妖魔化或想得太复杂，如这位资深媒体人连清川《别妖魔化日本，中日战争可能性为零》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058399.html的文章。

    本人在《中日关系终归要有个了断》里已简要阐述了日本的国家意志：从丰臣秀吉开始，经明治维新到二战，延续至今，当前日本掌权的政客，依然存有霸占中国、征服中国、打压中国的思想，这是日本300年来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日本人还没有学会或不想回到军事上臣服美国、经济文化上不如中国的国家处境。

    统帅上述六个战略方法的，就是日本人近3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来形成的超越中国的野心。在过去100年对中国的优越感里，日本人从“骨子里”对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最不舒服。

    7、战略意志：纲举目张。

    从明治时期的瓜分中国论，到二战时期的亚洲救主论，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日本的国家战略始终以侵略中国为基本目的。即使在今天这样双方各方面实力已经发生逆转的形势下，日本人还是不能接受或千方百计地想改变这个趋势——这是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背后的国家意志与驱动力。围绕钓鱼岛的一切，无非是掩盖日本人真实国家意志的战略烟雾。

    战略意志有三个要素：目标清晰型、坚定性、持续性。日本对华的战略意志，从遂行（1894年甲午战争）角度持续100多年，从形成（丰臣秀吉1592年万历朝鲜之役）算起延续420多年，日本对华战略意志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万不可忽视或轻觑。

    并不是中国人在费净心机图谋日本，是日本到今天还在不合时宜地延续其100多年来的国家意志，在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遂行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侵略中国或者让中国在内乱中衰败。

    这是中日关系必须有个了断的根源：日本人一天不死心，即放弃其错误的国家战略，中日之间就一日不得安宁，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也难得安宁。

    认识日本人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思维的特点，并不意味着中日会发生二战那样规模的战争，但即使是潜在的、局部的“钓鱼岛海战”，也足以显示真实而深入地认识日本，并非可有可无之事。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历来对日本的轻视，是一种最错误的颟顸自大，或曰战略误区。只有真实、深刻地看透日本，才能解决日本这个问题。

    对于朋友，可以只用感受、情绪甚至钝感；对于对手，必须剖析透彻。是对手又不去剖析，最后只会吃亏。这条原则在战争上、商业上、人际交往上都适用。

    最后说一句：对日本地理历史文化的研究，各随各兴趣；对日本战略思维的研究与认知，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附--将在刘春雄老师文章《中日博弈的逻辑》后的评论作为本文的结束：

    为什么今天还会出现“日本问题”？

    二战的日本，实际被美国击败，在苏联对日本精锐关东军开战后，日本孤立难支，选择了投降。这个投降，避免日军精锐被全歼：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这是刘老师所说的“瓦全”，对日本来说无异于“诈降”，军国主义分子的幽灵还坚固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人，即1950年以前生人不彻底退出人类舞台，日本军国分子就会不断附体重生。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战后新一代”。这一代人，总体来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理性、和平的愿望大于战争与复仇(或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