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李超是何方高人，我至今不知。这篇文章刊载于《读书》1993年第3期总第168期。从20年前读到，这篇文章的思想深度、知识容量、文章布局、才气文笔，一直刻在脑海。书评到这种程度，不由得人不去一读被评论的作品。当年《读书》里这样的高手真是不少。

    刘春雄老师在我的一篇文章后点评：史先生近期的文章，与以前的文章风格有较大差异。以前的文章，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最近的文章，生动，有灵魂，接地气。

    确实，文章风格是与文章内容一样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我只能同意小说家的这个玩世不恭的说法的前半句：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我自认可以将刘、金两位老师合著之书里，属于各自撰文的段落分别出来，能有八成的准确度，因为文风是一个作者最难掩饰的东西。

    分享这篇旧文，与金老师的《给专业以灵魂》一文有关，也是向刘老师交代文风变化的原因：我心目里的好文章，20年前与今日并无变化，只是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跋涉。

 

    有一类作家是玩命的，用灵魂写作。另一类作家是耍笔杆的，凭才气行事。前一类当中有卡夫卡，后一类里有博尔赫斯。这里按下博尔赫斯，说纳博科夫。

    先读《洛丽塔》，再读《苍白的火》的部分，接下来是《普宁》，觉得都是巨大的迷津。现在，又收阅了《黑暗中的笑声》，似乎看见了纳博科夫的三分真相。

    《黑暗中的笑声》写了两种人的故事，一种是瞎子，一种是疯子。其实故事很简单，纳博科夫在小说开篇，一口气就讲完了——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名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给毁掉了。

    故事完了。他补充说，“这就是整个故事，本不必多费唇舌，如果讲故事本身不能带来裨益和乐趣的话。”于是从头说起。其中，“裨益和乐趣”是价值所在。

    欧比纳斯是柏林的艺术评论家和绘画鉴赏家。他有个不错的家庭，妻子伊丽莎白“顺从，温柔，她的爱象百合花一样雅淡”，他们有个八岁的女儿伊尔玛。他爱妻子，但也“隐瞒了将他的生活烧穿了一个窟窿的那团欲火。”他有不少讨女人欢心的优点(体面，富有)，但从未从女人身上换取实惠。“他总是出错，总在试探，却总是失望”，因为“替他效力的爱神邱比特一定十分笨拙，胆怯，不善于想象。”当他以为“爱是可望不可及的”时，玛戈撞了进来，从此，他一脚“踩进一个血红色的水坑”。

    玛戈是电影院的引座员，一口柏林土话，大约十八岁(洛丽塔十二岁)。她是那种受到压抑的下层女子，其理想是当电影明星，进入富丽堂皇的世界，其偶像是葛丽泰·嘉宝。玛戈粗俗，抱负远大。情人雷克斯问她是否读过托尔斯泰的书，她说，“忽儿时代？没有。”她浅薄，无聊，想象力出色。她打电话跟名人调情，并为另一个活人订购棺材，乐不可支。她象征情欲，又煽动情欲，她不能生育，却把这一缺陷当作上帝的礼物。她骂欧比纳斯“骗子，懦夫，蠢材”，但由于他有钱，可作通往上层社会的桥梁，她及时捕捉了他。为此，欧比纳斯失去了妻子，女儿伊尔玛也得病死了。他举办了一次晚会，雷克斯出场了。此人是泊居美国的漫画家，曾以嫖客的身份和玛戈风骚过。欧比纳斯的晚宴，成了雷克斯和玛戈重逢的鹊桥。从此，二人淫风欲雨，不可收拾。后来欧比纳斯发现了，当他要干掉玛戈时，却被玛戈杀死了。

    三个人物的德性一目了然。欧比纳斯是一个瞎子，心灵没有窗口的笨伯，欲令智昏。玛戈和雷克斯则是疯子。

    欧比纳斯是绘画鉴赏家，他家里的一幅珍藏名画，竟是雷克斯仿制的赝品。他的“专长是艺术鉴赏，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美丽的玛戈”，而玛戈却是施骗的淫妇。不幸的是，玛戈和雷克斯的奸情的两次发现者，均非欧比纳斯本人(“我是瞎子？”)，可见他瞎得不可救药了。纳博科夫安排了一次车祸，正式夺掉了他的双眼，使之堕入黑暗的掌心。他痛苦地体验到，“视觉居于一切感官的首位。”这时，雷克斯和玛戈也疯到了顶点。他们象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赤条条在瞎子面前逗乐。疯子对瞎子的戏谑，也推向极致。雷克斯拍瞎子一下，他以为是玛戈，柔情蜜意地呻吟着去拥抱她。夜里，瞎子在走廊上摸到裸体玛戈，她谎称她正晒太阳，他竟然信了。瞎子在疯子的指引下，总误入歧途。

    雷克斯是故事中有意味的角色。他才智过人，玩世不恭，作为漫画家和嘲弄高手，他的一套讽刺哲学是打开故事之门的钥匙。他代表纳博科夫。雷克斯认为，“一方残忍而另一方轻信，这正是讽刺艺术的根基。另外，讽刺也是一种虚假的推理，诱惑人们再次上当。”他有一个信念，即艺术、科学、感情方面，都含有一种巧妙的骗局。

    我们知道，纳博科夫一惯认为，“魔术师是(艺术)最主要的因素”，“大作家无不具备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他说过，一个孩子叫喊狼来了，而确实有狼，不是文学，根本没狼，才是文学。

    雷克斯和玛戈重逢时，讲了个类似的寓言，一个人把一枚钻石掉入海里，二十年后，就在同一天，他吃了一条鱼，但鱼肚里没有钻石，“我就喜欢这样的巧合，”雷克斯说。可见，雷克斯是纳博科夫用以舞弊的一块魔巾。小说中有一段，说一个大叔要化装一下，逗孩子们玩，于是下楼去了。孩子们发现一个蒙面人正在楼下偷东西，他竟然是大叔。而大叔却揭下面具说，“我装得象吗？”纳博科夫写道，这就是雷克斯的黑格尔三段论式的幽默。命题：大叔装扮成窃贼(逗孩子们乐)；反命题：那人的确是窃贼(逗读者乐)；结论：那人原来还是大叔(愚弄读者)。

    也许这是理解纳博科夫的纽结。安东尼·伯吉斯教授说到纳博科夫的《苍白的火》时，认为它“既是卖弄学问的，又是对卖弄学问的讥讽”。也可以说，《洛丽塔》是炫耀欲望的，又是对炫耀欲望的挖苦和鞭笞。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有一场游戏，小说作者和读者之间，也有一场游戏。这就是纳博科夫的魔法。

    回到正题。

    人类的残缺中，疯和瞎是致命的，一种诉诸知觉和肉体，一种诉诸理性和精神，两者相加，是人的彻头彻尾的坏疽。而疯子和瞎子走到一起，必然有戏。疯子是理性的爆炸，行为上的偏狂，瞎子相反，在理性上表现为无能，在行动上表现为盲目。疯子为瞎子指路，瞎子只有无奈从命，二者是互补的。由于疯子的道德感已经失效，而瞎子的辨别道德的能力已经瘫痪，因此疯子和瞎子合演的是一场滑稽剧，一场闹剧。

    也许纳博科夫作品中的道德意味淡漠(“反道德小说”，“超道德小说”)的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这种闹剧是更大意义上的悲剧，因为盲目和疯狂更普遍，更顽固。人类历史中的悲剧，或剧院里上演的莎士比亚悲剧，大体上不是一种道德纷争，这些悲剧可以缺少许多因素，独独不可没有瞎和疯。

    扯得近些，“文化革命”就是一次疯子和瞎子的邂逅，道德问题只是结果，而不是起因。人们踩着走向天堂的鼓点，非常热闹地进了地狱。二次大战的柏林，更是疯子和瞎子的乐园，因而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

    面对疯子和瞎子，面对亨伯特(“气喘吁吁的疯子”)和洛丽塔，欧比纳斯和雷克斯(“玩世不恭的疯子”)，纳博科夫只便揶揄幽默了。写到欧比纳斯的父亲，一位乡绅时，纳氏说他死得突然，在弹子房里听一位客人讲猥亵轶事，大笑一阵，一命呜呼了。欧比纳斯出钱给一个制片商拍片，条件是让玛戈出任第二主角，一个被遗弃的情人(当然演砸了)！纳博科夫幽默轻快，但却残忍。其中杂有无尽的象征和暗示，直逼荒谬。

    《黑暗中的笑声》是一九三二年纳博科夫在柏林用母语创作的，原名《暗箱》。后来他译成英文，作了大面积改动，取名《黑暗中的笑声》。一瞎一疯，是其题解。在此之前，纳博科夫写过《魅人者》(The Enchanter)，据认为是《洛丽塔》的前身。和《洛丽塔》相似，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年欧洲男子迷上了一个女孩，便追求其母，以占有女儿。不同的是，中年色鬼被卡车撞死了(《洛丽塔》中，母亲被撞死)。那么《黑暗中的笑声》可称先驱了，中年人爱上少女，并因此而毙命。只是从这部作品到了《洛丽塔》，少女们的年龄越来越小，中年男人们的对欲望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自我折磨也越来越残酷罢了。

    纳博科夫写过一部自传性小说《天资》(The Gift)，谈到过这一题材的初衷，“你可无限发展——诱惑，永恒的折磨，痒痒的难熬，疯狂的希望。结局——是一个失算”(董鼎山《洛丽泰四十二岁了》)。他颇有耐心地打一个题材的主张，是事出有因的。有评论家认为，纳博科夫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述说实质相同的事情，使所有的书成为一个自觉的整体，“重复到家了”。他在瑞士接受美国作家赫·戈尔德采访时，对此没有否认。他说，“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就此而论，从《黑暗中的笑声》到《洛丽塔》，纳博科夫一直在讲述恒一的故事，盲目和疯狂，欲望和报应。

    英国的安东尼·伯吉斯教授在其《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里说，纳博科夫的《辩护》(The Defence，一译《防守》)，比《洛丽塔》“更典型地表现出纳博科夫的杰出才能。”小说的主人公鲁申是国际象棋大师级的选手，他对国际象棋的入迷，一如亨伯特迷洛丽塔，欧比纳斯迷玛戈。末了，经历了精神崩溃之后，他跳楼了。当他下落时，竟然看到楼群玻璃窗上映出了“棋盘图案”！显然，迷恋使鲁申既瞎又疯，最后毁了。

    伯吉斯评论说，“如果你反对平庸——就象纳博科夫笔下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做的那样——你就不得不接受邪恶的惩罚。”伯吉斯引述了另一位英国作家弗班克对《辩护》的评论，“代替邪恶及其不可思议的可怕特权的，只有平庸，两者必居其一。”概其大要，纳博科夫总是让主人公择取一个非分的目标，由此归于灾难。对他来说，人在骨子里是俗人，庸人。他偏爱这些人的弱点。

    纳博科夫糟踏同行的才能，也是卓有口碑的。他说，“对我来说，许多得到公认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对他来说是“三个可憎的平庸作家”。也许是厌恶弗洛伊德(“维也纳巫师”)，他也多次捉弄福克纳和托马斯·曼。提起他的传统，我们自然会想起塞万提斯和果戈理。然而他称《堂吉诃德》是本残酷、粗俗的书，一次，当着六百个学生，把它撕了。他写过《果戈理传》，可他却说，“我特别注意不向他学习任何东西。作为师长，他既可疑又危险。”

    纳博科夫承接的是福楼拜传统，福楼拜有幸成为他不曾指摘过的数位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有一本《包法利夫人》，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纳博科夫说，“这个评价至今仍然适用。”实际这部书正是描写情欲、盲目、疯狂、惩罚的经典。

    查理是十足的瞎子，低能人，爱玛是瞎子兼疯子，浪漫情人。她追求根本不存在的情爱，失败了，服毒后倒在病榻上。一个瞎眼乞丐吟唱着民谣从外面走过。爱玛疯狂绝望地喊道，“瞎子！”这是《包法利夫人》结尾，她平生最后一句话，意韵无穷。

    从福楼拜的镜中照一照纳博科夫，或许有益。

    之一，对通奸问题的深厚关怀。其中包括浪漫主义对人的诱惑。纳博科夫谈到《包法利夫人》时说，“一个浪漫的人，在精神上或感情上生活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这个人是深沉还是浅薄，取决于其心灵的素质。”这可以概括爱玛，亨伯特，玛戈，欧比纳斯，不过他们的心灵素质一概是低劣的。

    之二，非凡的科学气质。写作最后一部作品《布法和白居谢》之前，福楼拜阅读了一千五百多本书，而纳博科夫则是哈佛大学的昆虫研究员，他分别在伊朗和秘鲁的山坡上发现过两个蝴蝶和蛾子的新种。有趣的是，福楼拜的父亲是卢昂市立医院的院长兼外科主任，而纳博科夫的外曾祖则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首任院长。对于人物，他们的解剖是外科大夫式的。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是英文版《包法利夫人》的译者，她在导言中，称之有“观察与分析的奇异力量”，“结合科学论文的有诗意的形式”。而纳博科夫有个雅号，“诗人兼社会学家”。

    之三，反英雄主题。他们笔下充斥了形形色色的狂人，庸人，小人。福楼拜之所以“预示着现代小说的诞生”(普鲁斯特语)，不仅在其首创“客观笔法”，更在于他郑重地将不三不四的人们请入小说，从而亵渎了文学殿堂昔日的崇高，讽喻了人文主义传统。他说过，《情感教育》的主人公弗里德利克“是一个集一切弱点之大成的人”。而纳博科夫的人物，则被定名为“一出宇宙闹剧中的小人物”。此外，《包法利夫人》曾被起诉，罪名是“否定美和善”。《洛丽塔》也以“淫书”遭禁。

    之四，闹剧形式，悲剧实质。人们说福楼拜的作品是“人类无知的百科全书”，纳博科夫的作品，则可以视为人类内心残疾的备忘录。

    《洛丽塔》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小说”，其实纳博科夫无意诘难社会学家们。他轻蔑现实，或以现实嘲弄现实。他是纯粹艺术的实践者，鼓吹者，他宁愿教会学生分析爱玛的发式，萨姆沙家的房间格局。他说，“我没有什么社会性目的，没有道德信息，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他不断宣扬这样的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然而现实对他却不依不饶，一是胁迫，二是戏谑，一言蔽之，残酷。他的爷爷是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是民主立宪的斗士，坐过大牢，后来被保皇党人刺杀在柏林一家剧院里(杀手之一后来效劳希特勒，是对付俄国流亡分子的行家里手)。也就是说，纳博科夫的背景非常现实。他一生两次逃亡，一次从俄国到德国，一次从德国到美国。这一乖张命运的凶手，正是许多疯子，和更多瞎子，他们构成了纳博科夫“骗局”的底蕴。有人证实，他的性情相当单纯(游戏)。也有人考据，其人生哲学“有点绝望”(折磨)。此一，彼一，构筑了《洛丽塔》、《黑暗中的笑声》们的品格。

    说到《洛丽塔》，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珍威提到了莎士比亚，“我认为亨伯特的命运富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性”，“亨伯特是个受情欲驱使的普通常人。他觊觎洛丽塔到了不把她当作人的地步，只把她看作梦想虚造的肉体——这种狂情还不是宇宙性的，历史永恒的？”(董鼎山：《洛丽泰四十二岁了》)

    该亮底牌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也是一部盲目和疯狂的悲剧。李尔王由于悔恨，最后疯了。臣子葛罗斯特则被疯子们挖掉眼睛，瞎了。第四幕是荒野，葛罗斯特叹道，“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

　　　

李超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日，北京东铁匠营　　　

(《黑暗中的笑声》，弗·纳博科夫著，龚文庠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