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发现，今天是推荐潦寒这本《反抗者》最合适的日子，端午节。2000多年后，我借潦寒此书发个“天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反抗者？

    在愤青与反抗之间，当代的每个人，应该做出个人的精神选择。

 

    与潦寒尚未谋面，却在第一营销网上边阅读边评论了他的《封口——中国营销界的罪与罚》。我对《封口》略感惋惜，封口这个现象或主题放在营销界这个圈子里谈，格局太小，局限了作者对此现象洞察的深度与普遍意义。

    《反抗者》没有出版前，在潦寒的新浪博客上断断续续读了几篇，与潦寒有过一次简短QQ对话，话题是为什么没有写中国的反抗者？

    潦寒在《自序：士大夫的终结与知识分子精神》里做了回答：中国能够当得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即符合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三条件：独立人格、坚持社会良知的批判精神，与权力保持距离，有吗？潦寒在自序的末尾写道：我长叹一声，决定放弃。

    从《封口》到《反抗者》，包括《歇斯底里》，潦寒对于社会问题——或者说阴暗面——的敏感与精准的文字表述，令人吃惊。我始终觉得，出现在上述三本小说、传记评论里的文字，甚至不能承受潦寒洞察并表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封口》与《歇斯底里》。

    《反抗者》借助18位世界级文化名人的思想，似乎跨入了比营销界、文化官场更宏大的世界，但读完全书，又有些遗憾：18位绝大多数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无形中会落入对“诺贝尔价值观”争议的陷阱之中：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宗教意识形态”标准，就存在争议，至少我本人认为这条宗教意识标准的评选原则，是一个典型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并不代表什么普世价值观，不应该作为一种有否决权的评审标准。

    18位反抗者里，当然有对诺贝尔文学奖也反抗的，著名的萨特明确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官方的荣誉”——显然，萨特明白真正的反抗者与权力名誉之间的界限。

    中国没有萨特，没有波伏娃，自然更没有西蒙娜·薇依（1909—1943）——在《反抗者》的18人里，这位只有34岁生命的女性最令人我震动。

    屈原能否类比于贝多芬？庄周能否类比于潘恩？李贽能否类比于萨特？柳如是能否类比于薇依？中国真的没有精神意义上的反抗者吗？

    上述类比从逻辑上看并无多少意义，却可提供一个对照的视角。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庙堂与江湖、春风得意与怀才不遇，是否没有创造出更具普遍性、超越性的精神价值？

    这个中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对比，不仅有历史的局限性，还真有文化或精神取向上的差异：从屈原开始，到东汉的党锢之争，明末的东林党，晚清的康梁，近代的孙中山，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次，知识分子为了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与公正而向当权者反抗的历史事件。

    司马迁对李陵的同情，与左拉对德雷福斯案的控诉；革命党人对秋瑾、陈天华的声援，与萨特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宣言”，确实不在同一个精神境界层面。

    对无关自己的个人权利、正义、公正，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沉默的，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或喉舌的“知名”知识分子（如今这些人被称作“公知”），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对照《反抗者》里的18名人，最需要中国反思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为何缺乏这种为人类公义或他者权利，拍案而起对抗权力的精神？

    中国不缺乏不平则鸣的反抗者，不缺乏怀才不遇的牢骚客，不缺乏可以将5000年文明一笔否定的“香蕉派”，不缺乏不同政见者，不缺乏与当权者反目成仇的文化大家，但就是没有与生俱来、至死不渝的独立精神或反抗者。

    从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到许纪霖等的《启蒙的自我瓦解》、《启蒙如何起死回生》，通过全球视角的比较，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西方知识传统的差异：西方自近现代启蒙运动起，逐步确立了“精神自治”（知识自治、大学自治、舆论自治等）的社会共识、体制保障与文化意识。

    缺乏“精神自治”的意识、体制与氛围，比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伪命题，更切中中国历史的千年痼疾：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英，从来没有反抗权力的胆量与意愿。

    有人举出熊十力、梁漱溟、甚至陈寅恪、梁思成、王亚楠等，问题是这些学者，有几个不是在被权力始乱终弃后，才不得不以苟且偷生换得所谓清高的名声？钱穆、胡适，甚至李敖、龙应台等，也少不了与权力的眉来眼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情感，总是与个人的利害得失、亲疏远近密不可分：或者是为了利益与权力，或者是出于圈子（朋党）的考量，或者是为了作秀，或者是为了谄媚，非此之外的无关者的命运，是很难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精英，敢于冒个人身家被毁的风险，去公开反抗的。

    看看当今微博上表演的“公知”们：一面在痛斥体制，一面心安理得地享受体制的红利；一面批判特权，一面将自己的权利美化为人权；一面鄙视贪腐，一面巧妙地利用贪腐获取利益；一面向小月月秀出爱心，一面对小月月背后的阶层处境无动于衷——毫不奇怪，在这些公知的逻辑，只有与他们一样的成功者的利益与情感，才是需要得到保护、呵护甚至崇敬的；社会之所以有穷人，是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竞争力，成为强者就能实现社会公平。

    钱谦益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将中国历史士大夫在文场、官场、生意场、情场的软骨症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金石书法、道德文章、风花雪月、民族大义，都是为自己利益、名声、权力、享受服务的工具。这种精神人格的软骨症，比所谓“汉奸”的毒害更深。

    《反抗者》对于中国的意义，恐怕就在于要揭开中国历史精神软骨病的根源，就是要以他山之石，来证明：知识及人类精神本身，必须具有对一切权力的独立性，或者就是要有合法地、故意地反抗权力的意志——无论这个权力是宣称代表着普世价值还是人类的根本利益。

    一个可以随意以莫须有的理由，让权力眼中的反抗者消失的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看一看34岁死去的薇依的评论：

    波伏娃记述与薇依的一次讨论，薇依以果断的口吻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娃反驳道，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波伏娃一下，说：“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来说，只有两种精神解脱方式：革命，或者宗教。《反抗者》，选择了前者——革命，不仅是投身政治或军事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思想的革命。

    薇依用思想与生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超越了献身给革命的当世意义，变成人类个体反抗精神的一个标杆。

    薇依对于宗教的态度另类，却与本人若合符节。薇依有上帝的信仰（凡是不幸者被爱之处，上帝总在），但反对受洗、加入教会，这位勇敢的女性如是说：“我的天职是做一个教会之外的基督徒”——这也是本人对一切宗教的看法：只有在没有了一切教会、寺庙这种组织形态的社会，才会有真正的信仰。在此之前，一切宗教、教会、寺庙的组织形态，都是世俗权力的变种。

    人类反抗一个世俗权力，已经很难、很累，这一个“利维坦”，人类尚且没有完全驯服，哪里有能力反抗再多一个权力的变体？

    反抗者并非是故意要做“刺头”，至少在人类精神得到表达的自由，个人权利得的法制的保护之前，反抗者的存在，是对权力的精神制衡力量。

    消灭这些反抗者，任何人将得不到尊严，结果只有一个：所有人的被奴役，或者被那个唯一的独裁者奴役，或者被侵略者奴役。

    正如薇依所揭示的真理：反抗的存在，因为有压迫与奴役，及其制造的人间悲剧的一切变种：饥饿、战争、恐怖、恐惧……

    潦寒在《反抗者》的扉页上，写了一句高深的题词：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反抗。

    或许，人类反抗权力的唯一武器，不是另外一种更强大、更正确的权力，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