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期盼进步，都在为进步而努力，那么，我们追求进步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的境况不同，它的目的也是有差异的，可是我们拥有唯一的终极目的——更好的改造实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为了做出更好的业绩。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

人的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行为。我们要想做出更好的成绩，要想持续做出好的成绩，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强化这两个方面的修炼。

这两种进步我们都需要，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可以同时实现。思想的结果往往指向理论，行为的结果往往指向实践。思想是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从实践中来”；行为是改造世界的载体，是“到实践中去”。所以在现实中，他们还容易分成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两个群体——理论家和实践者。

 

思想虽然决定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行为的提升，——这里的行为指的是能够直接改造实践的行动；君不见很多企业的培训最后都成了员工茶余饭后的谈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君不见很多咨询人夸夸其谈、指点江山，但就是“说起来一套一套、做起来一愣一愣”？

从另一个角度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把市场做的风生水起、一年一个台阶，但是就是思想一直难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最后成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我们混淆了他们的提升路径。它们的提升路径是不同的，思想的提升要靠理念、行为的提升要靠方法。比如说读书，坊间流行的营销书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是属于认识论层面的，主要是提高读者的思维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其追求的境界是“从现象到本质”，如里斯的《品牌之源》和特劳特的《终结营销混乱》；

第二类是属于方法论层面的，侧重于在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追求的境界是“从具体到一般”，如特劳特的《与众不同》和温德的《聚合营销》；

第三类是方法性层面的，最好上午学了下午就能用，追求的是“从理念到动作”，如魏庆的《经销商管理动作分解》和《新产品上市完全手册》。

 

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障碍不是思想的提升，而是行为的提升；如果能实现了思想向行为的转化，那么行为的提升就不会是大问题。思想不能转化为行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力薄弱，就是知识不能转化为力量；也就是书读了不少就是不会做。这个人群是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个人把原因归结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艺术”、崇尚的是“中庸”、主张的是“和谐”。

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并没有限制在一个很明确的范畴，艺术在我们的意识中成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有时候它甚至成为了一种“美学”，混淆为“阳春白雪”。比如对东晋时期的玄学和清谈的理解。

对于“真善美”我们一直也以美为主，所以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即时他们因感情不和、家庭崩裂，我们也不愿破坏他们那婚前矢志不渝的誓言和长留天地的浪漫，而编造出王母迫害的悲剧；所以杜十娘被骗后，我们并没有让骗子得到法律的制裁，而是安排十娘怒沉百宝箱，而后投身于大江，以维护十娘光辉灿烂的形象。

就连中庸，我们也难得一窥究竟，而被理解为“和稀泥”，而“和谐”就直接派生出了“大锅饭”、“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就是我们相传了几千年的文化，养育了我们数千年，又禁锢了我们几千年。千秋功罪，谁人说？

一句话，他倡导不确定性，禅宗曰：“不可说”，老子说“非常道”。模棱两可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

体现在商业上，就是我们的不可复制性、不可传播性。比如，我们很多人推崇的“中国式管理”、“向先秦诸子学管理”。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读国学，——事实上我一直在读，而且反复在读；也不反对读中国本土的商业书籍，——这方面我也读了不少，而且受益非浅。我只是希望能寻找到思想可以转化为行为的更好的路径，而且我相信思想到行为的转化一定有其内部的规律可循。

在寻找这一规律的过程中我从《水平营销》、《蓝海战略》、《聚合营销》中寻找到了启示。

这三本书都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畅销书，三本书的作者都在如何实施自己的理念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方便更广大的人群能把这些理念付诸行动，

如《水平营销》提出的六种方法“改变、反转、去除、夸张、换序、组合”，创新的三个层面市场、产品和营销组合，以及水平营销的三个步骤。

又如《蓝海战略》战略布局图、四步动作框架、“剔出—减少—增加—创造”坐标格等。

再如《聚合营销》围绕所提的聚合5C而做的大量总结性标格、逻辑式提问和行动备忘录。

 

总结三本书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思想转化为行为需要“方法、步骤和工具”。

为什么你从别人那里学到的方法、工具不能用、不会用，那是因为它只是别人的方法，对于你而言，它仍然只是理念；意味着你必须找到能够运用它的“方法”。

   

有人说，方法很重要。这句话我完全认同；不过我个人认为，找到把思想转化为行为的方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