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区别仅仅是有的挂在嘴上,有的藏在心里,前者叫自负,后者叫谦虚。
真理越辩越明。
辩论有文辩有武辩。文辩是各说各话,更像法庭,由第三者作判断;武辩是捉对“厮杀”,更像“擂台”,直接分出胜负。
没有辩论,就没有认识上的统一,就像没有竞争就没有行业的整合一样。
对营销的认识,有整合的必要。
事实上,在营销界,这种努力,一直在持续推进。
高建华先生算一个。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传播经典营销理论---跨国公司所理解的那种。他的理解已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经典营销理论。不过,高先生忽视了过程。毫无疑问,跨国公司代表的是先进、最正统的营销,而中国企业正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路途中,高先生没有进行这种区别。马列主义在苏联表现为列宁主义,在中国表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之后,则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产生基于原有理论的新的理论。否则,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屈云波先生算一个。屈云波先生一直强调“ABC”,他一方面致力于营销理论的传播,迄今为止,他仍然乐此不疲;一方面致力跨国公司营销和管理体系的推广。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哥们一个被认为代表跨国公司,一个被认为代表“中国功夫”。甚至有人撰文认为,屈云波“兵败”科龙,是“中国功夫”的失败。
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两个都不认同“中国功夫”。他们也从来都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都是经典理论和跨国公司经验的传经布道者。
其他众多的知名或者不知名在各自领域里努力探索的营销专家和默默无闻、埋头实践的中国企业,代表的才是所谓的中国功夫。他们的努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营销”。我们在《中国式营销》一书中,粗略地进行了归纳、整理,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直的工作。
我与刘老师有些另类。
一方面,我一直站在实践一线,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是理论工作者。我们一直在虔诚地研究经典理论和跨国公司实践,同时,我们也从来都没有拘泥于我们一直在虔诚研究的东西。
我们的著述从表面上看,一直在唱反调---要么与经典理论,要么与跨国公司,要么与中国功夫。
我们的著述,前中期着重于实践;后期---近三五年,逐步偏重于理论。不是在标榜自己,事实的确是,无论是前期或者是后期,我们的研究与思考,都不是明确的功利取向,都是基于个人偏好。我们“把持”杂志选题若干年,但从来没有试图借助这个特权传播自己的观点,走的一直是五湖四海路线---运用综合性选题“掏空”了专家---我们始终是配角。
从表现上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人更爱足球。以致于足球成了中国人心中长达几十年的痛---我甚至怀疑会成为永远的痛。
事实上中国人真的就那么爱足球?我看未必。
中国人所以“爱”足球,最大原因是我们玩不好---谁都敢输,谁都能踹,这让十分爱面子的中国人无法忍受。
我们曾经十分爱排球,尤其是女子排球。但到了今天,除了输赢,谁还关注中国女排?
不要错把功利性的关注、取向当做“爱”。
中国没有跨国公司、没有强大品牌。在国际上,我们只能给跨国公司、强大品牌“打工”,在国内,我们只能给跨国公司当“配角”。这让我们十分不爽,让我们急于改变现状。为了这种“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许多企业在冒险,许多专家在“拍胸脯”---“我能”。
当我们去做一时不可能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致力于本来能做的事情。“大跃进”不是让我们赢得了赶英超美的时间,而是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时间。当邓小平着眼于解决温饱和小康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甚至全世界也都发现,中国接近“发达”了,它们感觉到了“威胁”。
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在决战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你只能踏踏实实地积蓄力量。只要自己能够一天天好起来,对手自然后一天天烂下去。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和强大品牌,但为什么“风景这边独好”?国家间的竞争看的是整体和综合实力,跨国公司和强大品牌只是锦上的花,对我们来说,“添花”固然重要,但比这更加重要的是“织锦”。
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分强调一些问题,反倒是功利性考虑。一个功利性太强人的会出问题,一个功利性太强的国家会出更大的问题。目前中国的问题,多数是出在功利性太强。
许多营销专家所以止步不前,也是功利性太强。
中国的学术研究所以乱象丛生,岂非也是功利性太强?
正是因为太想做大做强,太想造就强大品牌,我们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太过功利。甚至功利到忘记基本经营原则的程度,功利到超越基本经济规律和发展规律的程度。
中国企业愿意花巨额资金搞“品牌建设”,但有几家企业愿意花重金搞技术开发?愿意重金聘请人才,又有几家企业愿意花钱认真进行人力资源培育?人才和技术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不解决这些问题会有真正的品牌和超级企业?
“超越功利的思考”中,我引用了张五常的观点,下面是他在文章中另外的观点。上次所以没有引用,是这些文字太“虚”。为了让这个专题更加“崇高”,还是加以引用吧。
“历来欣赏中国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惊叹中国的古文化。论思想,孔夫子那个时代了不起。后来学而优则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这制度对工业发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带来的悲剧起于鸦片战争之前。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代价或成本无疑庞大。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使举世哗然。历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们要向前看。
说过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化可以在凋谢之后回头再起。这样看,中国最大的奇迹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古文化正在复兴。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学术像今天那样,搞不上去,正在复兴的文化早晚会再倒下来。历史的经验说,文化的兴起要靠经济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经济发展不会持续。学术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命脉所在”。
我们不妨在孙曙光先生的主持下,在这个很夸张的标题下,“学术”一回,进行一些相对纯粹的思考---经过三十年的摸索中国企业已经不缺乏营销技术,需要的是新一轮的“营销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