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老弟写了篇自称不懂经济学的博文。
我是学经济学的,算是懂点,但也仅仅是能够用它看看营销。只要是我带点思想性的营销类文章,大概都会有些经济学的味道。其实,科特勒给营销管理下的定义,就是典型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定义。在所有学科中,与营销离得最近的就是经济学。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不少媒体都组织经济学家展开研讨。本来被说得狗屁不是的经济学家,因为金融危机,都又开始复活了。
我看营销问题的基本框架是宏观经济大势---行业大势---行业在行业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企业营销选择战略基调---竞争者的策略选择---企业营销策略选择。因此,比较关注宏观经济表现和所服务行业的基本状况。
三十年来,国内、国外唱衰中国经济者,层出不穷,可最终都被证明是杞人忧天。
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社会巨大的包容性。
中国经济发达至上海、深圳,落后至连道路都不通的边远小山村;
从巨富到赤贫;
从宇宙飞船、奔月卫星到肩扛手拉的农具;
从高科技装备的现代工业到原始的手工业。
巨大的消费级差使得什么产品都有市场;
巨大的科技级差使得什么劳动力都有用场;
巨大的经济水平差距使得企业战略空间比任何人看到的都更加巨大;
巨大的装备级差,使得什么类型的产品都有人生产;
海量人口使得最基本的生活消费,都足以支撑经济的基本规模。处于萧条状态困扰下的欧美商人,看到中国熙熙攘攘的超市人流,只有瞪眼的份。
以房地产为例,每年上千万年轻人从大学、中学涌向社会,未来会有五亿来人“被城镇化”,这都是潜在的购买群体;安居才能乐业的传统观念,就是80后、90后也无法免俗。这样的境况,使得任何关于“房奴”的说法,都无足轻重。
想买房都买得起,那么,上海得准备朝着三亿人口发展,那还得建立在其它十几亿人口有更好去处的基础之上。
所有人都理性了,就没有营销;
所有人都理性了,社会就没有活力。
中国人没有经过经济大萧条的洗礼,抢购和持币都同样没有多少道理,不说明任何问题。
中国社会是进步了,经济是发展了,但经济学家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变得更加愚昧的就是经济学家。
原先就会谈改革。那一代经济学家,比如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以及等而次之的厉以宁、吴敬链,再等而次之的张维迎、樊纲,离经济最基本的细胞---企业都很远。
现在则不知所云了,樊刚就坦承不懂得企业---你说可怕不可怕,一帮子靠谈企业改革吃饭的经济学家,居然不懂企业企业经营---那他们谈改革谈了几十年,依据到底是什么?
眼光有点敏锐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发现了这个“漏洞”。摇身一变,开始研究企业问题。从国有企业,到国有控股公司,到中国企业的价值创造,一路骂下来,尽管言语不端,却也博了一个“满堂彩”。一个十分值得厌恶的人,是谁给了他信口雌黄,危言耸听的市场?
我观察中国经济,只有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人”,一个是“科技”。
中国人是不是还在为改变经济处境拼搏?中国科技是否在进步?
这两个要素的组合只要是正向的、肯定的,中国经济无论存在什么问题,那都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反之,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而且,中国经济一旦出现大的问题,对不起,想复兴就再等百年吧。为什么?底盘太大,启动后不容易停止,停止了,就不容易启动。
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关键是孕育中的积极因素。
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人“生意好做,伙计难处”,但也催生了更多的经济细胞。骨子里的韧性使得水平、层级不同的经济细胞都在拿出殊死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我痛恨中国的高等教育,源于两方面的基本考虑:一是误人,一是误国。教育质量下降误人,科研水平低下误国。旧中国虽然积弱积积贫,但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为新中国提供了人才保证。看看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邓大人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岂不也是教育?
也许,中国的发展和复兴,注定是在扯淡中前行?
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长板决定的,判断其未来,关键在于观察其中的积极因素是否足以推动增长,至于问题,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经济落差这么大,那是难免的。
至于今天,天下本无事,切莫自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