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一方面,即使是成了精的猴子也没有最终进化为人类,另一方面,再精的猴子也是耍猴人手中的玩物。名利使得孔和尚与第一视频集团之间沆瀣一气,没有底线---一个专司撒泼骂街,一个负责放大声音。
今天有两个名人让我感慨。
一个是在央视“文化百科”栏目上再次看到沉寂了很久的于丹,一个是在网络上再次看到孔庆东更加雷人的言论。
让于丹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这虽然不能说是对文化的羞辱,但最低限度也是对文化的误解。我曾经撰文指出,与其说于丹是国学专家,不如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市场营销者。现在,我进一步认为,她更像是夺得了央视标王的企业,强势媒体让她显得强大。
于丹让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记忆力+口才+旁征博引=国学专家。颠覆了传统模式,似乎国学不需要什么个人智慧。
“圈内”人不看好于丹,那是忌妒(许多于丹的粉丝这么看),我这个外行如此看虽然未必公允但起码不是忌妒心作怪。这年头只有外行才有权力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这让我感觉很爽。
但,毕竟,于丹就是于丹,于丹也仅仅是于丹。她堪称国学专家也好,枉为国学专家也好,毕竟她那启蒙式的解读让很多人受益,并且不曾伤害过任何人。我的好友并且以跟我抬杠为乐的宋福涛就把读《明朝那些事儿》当作读史,你管得着吗?反正他读过之后,跟你侃明朝,比明史专家还牛。
这个孔庆东就不一样了。
对于让他不爽的记者,上来就是“三妈的”;
而对于香港男子用粤语指责内地小孩地铁进食行为,他一古脑把香港人给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不能不说这哥们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在中国普遍、长期存在大地方人看不起小地方人的现象,香港更不例外。即使一个小孩子的行为不妥,甚至“违规违法”,指出即可,实在不过瘾,干脆照章处罚就是了,何止于产生“骂战”?况且那个小孩子自己已经十分纯真地说“是我们错了”。按照中国的礼仪,如此对待一个外乡人,在那种场景下,是有些不厚道。公允地说,如果没有某种心理作怪,不至于如此。
正像那个香港人抓住小孩子的不妥不放,孔庆东则抓住那个香港人的不厚道不放。
这一不放,“大部分香港人”可就遭罪了。
“故意不讲普通话,是王八蛋”,“香港人是王八蛋”;
“香港人是狗,你们不是人”;
“我知道有很多香港人是好人,但有很多香港人至今仍然是狗”;
“当年英国人是怎么对待香港人这帮狗的,拿着鞭子抽啊,这帮人就他妈欠抽”;
“香港到现在都有很多二鬼子”;
“大量的香港人坑蒙拐骗没有人味”;
“(香港人)去找你们的日本爹、美国爹、英国爹”;
“我再次说,香港人很多是狗”;
“香港人大批都是道德素质不好的,这是我亲身感受”。
而对于法制建设,孔庆东的观点更加“前卫”:那是因为人贱,欠抽。
至此为止,我没有用教授称呼孔庆东。
尽管教授这个称呼已经颇为不堪,但用这个称呼去称呼孔庆东依然会污辱这个称呼。
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地域性地羞辱另外一个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为。这种行为的作用方式就是某些“有文化的流氓”以偏概全,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为另外一些更大群体的,却没有多少文化的流氓提供“根据”,一古脑地把脏水泼向一个无辜的群体。
在中国,这种行为更多地通过小道或者隐晦方式进行的。比如对于某些个人的恶劣行为,在媒体上冠以地域。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他是什么地方人有什么关系?而当这种隐晦倾向成为媒体的某种“共识”的时候,某个地域就该遭殃了。
个别香港人歧视内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对于能否把这种现象普遍到“香港人”这个层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这就像内地人对香港有一些微词,但远不至于上升到对香港人的群体否定。
与那些隐晦或者私下方式相比,孔庆东这次就很不一样了,他用公开的方式,几乎是要从“理论”上、“逻辑”上和“历史”渊源上,对“香港人是狗”做个盖棺论定。并且是在上市媒体上,用粗俗不堪的语言,肆无忌惮地表达对香港人蔑视。
咋一听“香港人是狗”也许反对者众,但如果“全面地”听听孔庆东的“论述”,还真会产生那种“虽然过激但并不过分”的感觉---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当更多的人用孔的逻辑与香港人理论时,香港人还真的会有些百口莫辩。
正像我认为于丹窜红并非于丹之力一样,孔庆东的荒谬言论所以能够屡屡广为传播,决非孔庆东一人之责。
孔庆东即使是孙悟空,也仅仅是个成了精的猴。他所以能够大闹天宫,关键还是在于那些个耍猴的人。
言论自由产生什么效果,形成多大影响,决定因素不在言论者本身,而在于言论的载体。一个没有是非观、没有道德底线、没有自我约束的媒体,对社会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而今天,这样的媒体是大量存在的。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而在这个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形成时期,或者不定型时期,这种现象是十分危险的。
任何人都有权不喜欢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群体,但任何人都无权羞辱他人,尤其是无权进行地域性或者群体性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