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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的“解决”与“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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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的文章“农民问题，一个诞生伟人的国家级命题”，是一个视角独特，并且极具价值的思考方向。
刘老师文章中可以归纳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对于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毛泽东的试验虽然不成功的，但很可能代表着正确的方向；邓小平的试验虽然成功了，但很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为了不引发歧意，思维一贯缜密的刘老师（当然不包括他的“农民为什么穷”那篇文章），还专门就邓小平在最终解决农民问题上的功绩，做了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在农村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解决农民问题，我认为无解，最多只能缓解。
79年开始农村改革后，邓小平紧接着发动了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在短短不到30年内跃居世界GDP第二——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把农民问题放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全社会来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有解，而且能快速解决。
甚至可以这样说，解决城市经济发展问题，为解决农民问题创造条件。
邓小平最初是否是这样思考的，我并不清楚。从我辈“事后诸葛亮”的看法，解决农民问题的思维。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奠定。
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地位，是邓小平时代奠定的。
现在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所需要的资本，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积累的。
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并不十分清晰。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是“差别”，比如“三大差别”。实际上，所谓“三大差别”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只不过这个划分太笼统了一点，是根据阶级划分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但从解决途径上，可以分为“解决”和“被解决”。
我把通过国家和农民自身努力解决的部分，叫做解决；把通过其它利益集团解决的部分，叫做“被解决”。
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解决”的部分无论是对于农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正向的；而“被解决”部分，则可能是要么危害农民眼前利益，要么危害农民长远利益，甚至会既危害眼前利益也危害长远利益。
在这篇短文中，我仅仅概括性地提出问题，一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作出论证。
我所以用“国家”而没有用“政府”，原因在于认为只有国家才能真正代表了农民利益，而各级政府，尤其市政府、县政府，既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农民利益的伤害者。并不真正代表农民利益。
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无法脱离农民阶层的农村人员。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在包产到户大背景下，刘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了若干方面：
第一，土地使用权不准转让，确保了农民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做到的。
第二，高产种子的不断推出，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是历朝历代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第三，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尽管化肥农药的滥用受到质疑，长期危害无穷，但短期却是提高农作物产量非常有效的手段。
第四，除了种地外，农民开始有了其它就业机会——打工、经商等。
第五，尽管源于地方的农民负担仍然不轻，但中央政府的“减负”却是稳定的、坚决的。
刘老师没有提到的还包括：
1,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商业的发展，直接将若干农民转化为非农人口。
这部分人员与外出打工、经商人员，从长远看，尤其是生存要求上看，处境具有质的差别。
2,通过高招若干农业人口完成身份转变，进入其它阶层。
3,外出打工、经商人员中，那些最终脱离农业进入其它阶层的人员。
第一类人员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正常发展，他们的问题，将不再是农民问题，或者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得较好，他们将不再是问题。而第二、第三类自然不再是农民问题。只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由于是农民出身（达不到城市平均积累），自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上述“解决”的部分中，存在的“被解决”部分包括：
1,打工而不是就业，仅仅属于“短工”性质。并非由于流动性无法给予，而是因为不能给予，造成了更大的流动性；
2,仅仅获取劳动收入，无法享受城市人口能够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国家给予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城市相比，具有天壤之别。
所以，看起来农民是收益者，其实，无论是用人单位或者是当地政府，才是最大的收益者。这些人创造的巨大财富，更多地被另外一部分人（其它利益集团）享受了。这些人只是获得了青春收入和健康收入，当他们不再年轻或者不再健康时，收入就会终止。年老无人管，生病无人问。
上述问题只是一部分，个人认为，尽管影响巨大，也只是轻微部分。最严重部分则是在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农民出路问题的口号下，甚至道义下，发生的剥夺现象。
农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但理论上，这部分资源属于国家。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地方政府过多地操作了这个部分。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其实就是农民财政。
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城乡结合部的农民首先成为受害者。
农民出让土地所得到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农民能够讨价还价的，仅仅是地面附属物。所谓的“钉子户”，并非因为土地价格问题，而是因为地面附属物。农民出售土地（当然都是被动的），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他们只能在附属物上讨价还价。这样以来，舆论对农民很为不利---好像一棵树，一间房，一截墙，农民会漫天要价。舍此，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县城，尤其是乡镇，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土地资源价格更低，如果被征用，受害更大。如果等到价格合理时，农民再出售，还会好上一些，但只有资本进入，经济才能发展，价格才能上来。于是，先被征用的，利益受伤害更大。
县里招商引资相对困难，而能够吸引投资的，一是所谓税收政策，一是廉价土地。我所服务过的一家福建知名食品企业，在进行上市操作评估资产时，巨额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升值带来的。它在投资时，几乎是零地价，农民所得到的，主要是青苗补偿。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不用农民的土地，就无法引来投资，农民就永远没有办法走出困境。但投资引来了，农民能够得到的好处却寥寥无几，尤其是那些土地被征用的。
自己的土地农民不能买卖，其他人能够，这岂非悖论？政府通过拍卖出让农民土地，农民只能得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
名义上，用农民土地安置农民就业，实际上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存在大量的假投资真圈地。
一个被忽视但总量很大的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用地，更是只有在理论上农民能够得到好处，其实，产生的巨大利益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获取的。
这似乎是无奈的局面：除非出现更多的吴仁宝这样的人物，建设出来更多的“华西村”，农民很难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只有等待国家解决。国家是依靠各级政府来解决的，各级政府是依赖有实力的利益集团来解决的，利益集团是采取先剥夺再给予的，而剥夺之后能否给予，是无解的。
不用怀疑，“把农民问题放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全社会来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有解”，农民最终会享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但问题是，一方面在最终完成这个过程之前，农民日子会相对难过；另一方面，那些被非农的农民（失去土地的），有可能因为“被解决”而演化成为大批弱势群体---形式上完成了城市化，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存能力和适度的财富积累。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路程，还十分漫长。其中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城市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和重视程度，一是国家财力。前者决定了到底多少人可以脱离农业并能够安居乐业；后者决定了种地如何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入。
像我这种骨子里仍然属于农民阶层的人，情感化看待农民问题，自然会心生愤怒，但愤怒不解决任何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农民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包括资源价格被低估，劳动力价格被低估。问题不在于是否付出代价，而在于付出代价后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即使从全世界看，农民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历史地过程。区别仅仅是国家是否正视这个问题，是否愿意更快、更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取得于农民是否有意识、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值得期待的是，这些现象都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了。
作为营销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营销走近农民。农民如果能够学会营销政府、营销投资者、营销自己的事业，解决问题的进程，也许能够加快。
在与其它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交易”中，农民一直处于被营销的地位。
农民问题不是个体问题，是一个群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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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 回复 史贤龙
- 深夜起来，看到金先生这篇文章，把我准备写的《如何为农民插上营销的翅膀》中的部分观点已经说来了：农民如果能够学会营销政府、营销投资者、营销自己的事业，解决问题的进程，也许能够加快。------真是有心者所想略同。
但金先生此文的重点，却不在结论，而是问题本身：中国现阶段的农民问题，正在由人口红利效应，向“土地红利”效应转移。
我看到一个据称是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土地流转的比例达到11%----这就意味着有11%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离乡亦离土”的人。
常识（经验、认识）与数据之间，有很多需要去澄清的真相。
- 回复 刘春雄
- “即使从全世界看，农民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历史地过程。”
“两个问题是关键：一是城市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和重视程度，一是国家财力。前者决定了到底多少人可以脱离农业并能够安居乐业；后者决定了种地如何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入。”
“情感化看待农民问题，自然会心生愤怒，但愤怒不解决任何问题。”
上面这些属于高论。
